“潘晓”（黄晓菊） 80年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潘晓来信”主要执笔

    当时我也是发表潘晓来信的时候，基本也是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痛苦。脑子里塞了好多好多东西，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协调。最后呢我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过来了，就是我遇到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是直面的，我面对。

    不像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80后，他遇到什么事情都是闪着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非红即黑，非对即错，现在的价值观多元了，很多选择，他们反而无所适从，他们不敢直面，闪着身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就我闪，他们是“闪一代”。

    那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有闪着这回事，就是觉得要么就红，要么就黑，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错，这样倒简单。那么现在呢，它有好多多元，很多元。所以我儿子，他面对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是闪着来解决。你明白吗？那么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解决的不彻底，不好，不结实这事。你知道吗，但是他闪着活着很好，挺滋润。所以你说这该怎么解释呢？我在深圳的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在那个工厂里那个环境里，我走出来了呢。是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思想里面装了很多约翰克里斯多夫，我就觉得我两个脚不站在地上了已经，好像已经被一种精神的东西拔上去，可是我的现实又是这样一个，就非常痛苦，根本没解。这个题没解。我找了一个责任，我非常有意识的要生这个孩子，我给自己找到了责任。我就觉得我要实实在在的把我生的孩子，把我要延续的这个生命养大，

    我找了个东西，找了个强有力的理由，让我自己回到了地上。我干什么，我该干什么，我就要给孩子找来面包，让他成长，让他健康。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主线，所以我就，我觉得我从很抽象的那个无解的自我痛苦中，好像出来。在深圳的时候，我个人的情况我到一个日本人家里，等于一个帮工嘛。在人家里面做事。那个实际上跟我的那个约翰克里斯多夫那完全不搭调。我跪在地上跟着日本女人擦地板的时候，那我的往约翰克里斯多夫哪摆，我的简爱往哪摆，闹心着呢我。可是我毕竟是跪下来了，地板我擦了，在那样的过程中，在深圳找工作，烂了好几双鞋的过程中，我好想把这件事和生活这件约翰克里斯多夫事，好像逐渐的知道这两个人，是怎样一个关系。找到了一个链。所以我觉得，我是那么样的过来的。但是罗炼他好像是没有过来，没有过来。

    罗炼刚想到自我生命的价值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片空白了，被吓住了。实际上还有下文，实际上是一个刚刚困惑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在深圳曾经做过一段电台特约嘉宾主持人。开始的时候，挺自我满足的。但是说着说着我就把这份工给辞了。因为我觉得那些打进热线来的一些声音，好像让我自己感到是疯狂的，在前进着的一个工业机器的那么一个零件。就是说多少年以前，我们说我们是螺丝钉，是旧机器上的一个钉子。那么今天的机器是新的了，那么你是一个电子元件，那你跟螺丝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我就觉得世界万事万物应该都是发源自身的一个生存生长的需要，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是社会需要你，你要被消费掉，你的某一部分被社会、被别人消费掉，你才能再拿回你自己的资源。实际上人生也是一个交换，一个交换的游戏。选择和交换的游戏。当年是因为生孩子让我落到了凡间，罗炼能否在自我奋斗的过程中，为他的亲人们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主观不为自己，为陌生的他人做不到，至少主观为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