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文字狱大约始于秦代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因为儒生们妄议政治，发天子之怒，一次活埋了数百人，连同他们奉为经典的书籍也付之一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次惨烈之祸。但是这样惨烈的事情也仅此一次，在秦末动乱中建立起来的汉代不仅没有“焚书坑儒”，反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这种开明的政治使其在中国的文化学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汉代之后，关于文字狱的记载可谓寥寥，很少听说某人是因为文字方面的罪过儿过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明、清两代文字狱重又大兴，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写诗作文甚至是官员们的颂圣之作也要字斟句酌，生怕一不小心丢了身家性命。在这中间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唐代，尤以其政治、外交和文化上的开放胸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极其良好的环境。唐代文化尤其是文学中的诗歌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应该说与此有很大关系。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的诗人，因为一两篇诗歌，因为一片桃花树却几乎毁掉了毕生的前途。刘禹锡的“桃花运”成为唐代历史上一个可笑也可叹的文化事件。

公元805年，李诵即皇帝位，是为唐顺宗，改元永贞。顺宗遗传了家族的风疾，体弱多病，政事多委于当时的翰林学士王叔文。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一路走低，已经彻底告别了昔日的辉煌。中晚唐时代的政治已经是一片灰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成为难以消除的政治顽疾。一些具有救弊除乱政治理想的文人士大夫，以家国兴亡为己任，试图重振国家的声威。王叔文、王伾等人即利用顺宗犯风疾不能理政的机会开始推行改革，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永贞革新”。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因为赞同改革而受到王叔文等执政者的青睐，史称王叔文“以宰相才器之”。这次改革和历史上历次改革的命运相似，甚至还要更糟，只推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宣告失败。随着顺宗的去世，新皇帝宪宗的即位，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即今天的湖南常德。其他七个人也都过起了流亡的生活。宪宗甚至发下诏书，参加“永贞革新”的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但是在814年，被贬十年的刘禹锡等人由于皇帝的开恩，还是回到了长安。

也许有了上次的教训之后，刘禹锡应该收敛了许多才是，何况此时的刘禹锡已经四十多岁了，十年前的锐气早该消掉了许多。事实上刘禹锡确实是老实了许多，要不是皇帝的开恩，他也许就老死南方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毕竟有些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了，一个人扶不起将要倾倒的大厦。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刘禹锡又出事了。事情的起因说起来可笑，是关于一首桃花的诗。刘禹锡一次游玩玄都观，诗兴大发，即兴创作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革新”的当年，刘禹锡游玄都观，当时观里本没有桃树，不仅是没有桃树，连其他的花木都不曾有。十年之后，刘禹锡故地重游，但见“红桃满观，如烁晨霞”，好一片葱荣的美景。这一定触动了被贬十年的刘禹锡敏感的心，因此他用这首诗记下了这件事情。也怪刘禹锡的名气太大了，有意无意的一首诗一传十十传百，马上就传到了皇帝和当权的宰相也就是刘禹锡的政敌的耳朵里去了：原来十年的贬谪并没有让刘禹锡忘记当年的改革，他耿耿于怀的还是改革的失败，因此借题诗来映射当朝的政治。于是再贬连州、夔州、和州，这一去又是十二个年头。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政敌们的敏感，因为这样的一个诗歌的时代，每个人对于诗歌都有不算弱的体悟能力，谁让唐代又被称为“诗唐”呢？刘禹锡一点细微的敏感心思都可能得到无限的放大的解读，成为对手落井下石的把柄。也许是刘禹锡命运多舛吧！

确实是刘禹锡命运多舛！宝历二年（826年）冬天，过了十二年贬谪生活的刘禹锡再次被召回。因为一首桃花诗被贬十二年让刘禹锡不能不唏嘘感叹，玄都观于是成了刘禹锡的伤心之地，同时也成了他时时惦念的地方。终于在强忍了两年之后，828年他决定再一次故地重游。眼前的景色不免让他失望，当年种桃的道士已经不知所踪，玄都观里的桃花“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面对如此萧索的情景，刘禹锡不由得心生感慨，突然间似乎忘记了当年辛苦遭逢的起因了，一首诗又脱口而出，其中两句云：“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这在他的政敌看来，简直是有点死不悔改的味道了：你们贬了我二十多年，今天我不是又回来了吗？于是得想办法再教训他一下。只是这时候宪宗早已作古，皇帝都换了好几茬了，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些变化，再此把他贬到偏远地区已经不行了，何况刘禹锡已经是个老家伙了，万一死在贬所，也许会更让人同情他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再说了，这个几朝的老臣皇帝总之还是要做做样子表示一下尊敬的。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排挤在权利核心之外。当宰相裴度准备将刘禹锡引进到中书省的秘书班子的时候，政敌们极力反对，最终未能如愿。裴度罢相后，刘禹锡只好到跑到东都洛阳去，被边缘化了。再后来连洛阳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到苏州当了刺史。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转折点在“永贞革新”，此后一次遭贬十二年，一次遭到排挤自动边缘化皆与诗涉桃花有关，因此他的命运是实实在在的“桃花运”，只是这个“桃花运”没能给他任何好处，最终也只能是“虚浮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政治的倾轧让唐代少了一个政治家，而我们却庆幸多了一个乐观豁达的诗人，毕竟刘禹锡的诗歌比他本人的命运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