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公案，是相声大师张寿臣改编后的样貌，真相远非如此。郭德纲解释说，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说出真相后，就会发现高得太多了。
　　真相如何？首先不存在所谓常之英的妹妹。白宗巍之妻是天津风月场名舞女金铎。白的字画并不出众，夫妻生活穷困，日久天长，金铎的舞女本色显露，与白的感情出现危机，这是案情日后产生的内因。
　　另一方面，杜笑山与褚玉璞的关系却是货真价实。杜笑山原是天津警察厅总务科长，后牵涉进走私军火案，托了关系后，仅被撤职。奉系军阀进关后，杜笑山搭上直隶督办褚玉璞，为其筹措军费不遗余力。表面上杜是办慈善事业的大好人，实则为欺世盗名的军阀走狗。有钱能使鬼推磨，褚玉璞甚至与之结拜为兄弟。褚玉璞的哥哥褚玉凤，是个仗势横行的色中恶鬼，兄弟俩勾搭妇女，多由杜笑山从中使力。这是案件的外因。
　　第三方面，就要说到相声中的“正面人物”常之英了。真实的常之英，是天津员警厅长，与杜笑山素有嫌隙。天津有垄断屠宰业的“屠兽场”，原是员警厅势力下的实业，每年的油水达八万大洋。杜笑山傍了褚玉璞后，独吞了屠兽场，这块肥肉被生生从员警厅口中夺去。另外，杜和常同时巴结褚玉璞，杜占明显上风，常之英屡次向杜示好，杜却不屑一顾。两人旧怨新仇，由来已久。
　　1927年的一天，白宗巍卖画的“福林阁”来了两位阔主，声称要订画，出价三百大洋，定金一百五十块。白宗巍欣喜若狂，以为时来运转，哪知道这是天大的圈套。原来杜笑山为巴结褚玉凤，要帮褚勾搭天津著名舞女金铎，也就是白宗巍的妻子。两人以出巨资买画为名诱白宗巍入彀，白将他们引为知己，还请他们到家中做客。这一举引狼入室，在金钱诱惑下，金铎与褚玉凤你情我愿，勾搭成奸，初时还避避嫌隙，后来干脆公开同居出入。
　　白宗巍一个小小旗人画家，当然敌不过军阀势力，伤心绝望之余，写下绝命书痛陈事情原委，在1927年10月12日上午10点，从天津中原公司六层跳楼身亡。
　　天津日租界把案件转到员警厅。常之英意识到，报仇机会来了，他立即拘捕杜笑山。杜笑山初时仗着盟兄褚玉璞的势力，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哪知常之英是个聪明人，他的机会抓得太好，杜笑山也太蠢，竟相信了跟褚玉璞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的“兄弟之情”。
　　杜笑山与褚玉璞的关系，建立在权钱交易上，杜笑山的军费筹措不到，他对于褚玉璞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当时褚玉璞忙着在徐州与北伐军交战，屡屡失利，正迁怒于杜笑山军费筹措不力。常之英也怕褚玉璞回到天津后，经过杜笑山活动，事情发生逆转，于是趁着火头，给身在徐州的褚玉璞发急电，告杜笑山的状；又在12月23日褚玉璞归来后，在其面前挑拨是非，说若不枪毙杜笑山，舆论对褚氏兄弟不利，不如趁此机会，以贪污之名处决了他。褚玉璞大笔一挥：令员警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结果杜笑山当天下午两点就被枪毙了。
　　杜笑山从10月底被拘捕，到12月底被枪毙，被羁押近两个月，常之英一直没有透露抓捕的理由，任凭天津舆论大起、商会等联名保释，就是无动于衷。其间常之英查了屠兽场的账目，发现亏空严重，最后便用这个理由，串通褚玉璞枪毙了杜笑山，以保褚氏名誉。天津《大公报》当年12月24日还报道了此事。
　　杜被枪毙后，常之英趁机霸占了杜的全部家产，杜家从此败落。1928年，奉系军阀被逼出直隶，1929年初，张宗昌与褚玉璞率残部在山东烟台登陆，被胶东军阀刘珍年包围生擒后活埋。
　　前后对比相声文本与史实，落差实在过于巨大，远非郭德纲所说的“高于生活”那么简单。跟改编后的艺术文本相比，史实传奇色彩淡了太多，但其中错综复杂的微妙处，又胜于相声不少。相声改编的成功之处在于情节曲折，史实的厚重之地显于人心之复杂，相声的娱乐功效显然承受不起历史的重压，但经过与史实的对比可以发现：艺术有时真的会歪曲我们对真实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有人说，娱乐就是娱乐，不要给它背那么重的任务；有人说，娱乐也要尊重历史，尊重道德底线。对这两种观点仁者见仁，只不过看着人们对清朝的大辫子和格格小姐们的浪漫爱情心向往之，有些忍不住发笑罢了。这只是小节，若是用娱乐造出了有绝对权威、动辄定人生死的皇上、太后甚至“青天”，让这些人成为人们意识中的真理，那却有些可怕。
　　说回《白宗巍坠楼》。这段相声五十年代播讲时据说是为了反映“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的。虽然与史实相差甚远，但褚氏兄弟的横行残暴、杜笑山之趋炎附势、检察官彭斌对黑势力的“曲线救国”、土匪头子叶长发的发迹、报纸主笔的被钱收买，甚至“正面人物”常之英，也是因为裙带关系才身份显赫，而且在枪毙杜笑山的前前后后，丝毫不见法治精神，只是为报私仇的单纯泄愤。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非常写实地在艺术中体现，但可怕的是，这种丑陋的状态，竟可以在传奇的情节和哈哈一笑中被社会默许，甚至在当今人们的心目中也堂而皇之地存在，这不能不说是身为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