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拏哪咘（Anne Noble），时年26岁，闺名安娜（Anne），她是拿布（Mr. Noble）的妻子，所以后来大多称之为拿布夫人（Mrs. Noble）。拿布是风筝号的船长（her master），风筝号被英军雇用后，他被委任为船上的二把手（received an acting order as a second master in her majesty's navy），现今所见宾汉著述之译作，译为“副航务长”。风筝号失事时，拿布船长和他的孩子溺亡。

拿布夫人，可能是整个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拿获的唯一一位女性俘虏。据宾汉记述，她被从上虞县解到宁波府，有点像游街，引起百姓一路围观。这对于刚刚丧夫失子、又方脱海上惊恐的商人之妇来说，无疑是一种更为痛苦的折磨。

上图：载1842年《伦敦新闻画报》。下图：载The Chinese War by Lt. John Ouchterlony.

但这旷古稀有的罕事儿，自然不会顾及事主的悲伤，它就像断线的风筝飞快地掠过浙东的城镇乡村、街头巷尾，成为鸿儒白丁们茶余饭后兴味盎然的谈资话题，于是这位过去生活平淡无奇的番商寡妇，还没出宁波牢笼，坊间便疯传着她身世的各种版本。

流传最广最久的，是说她是女王妹妹的（宾汉）；更加有鼻子有眼的，则说她是英王三公主。这个版本，直到民国年间，还上了北京大学的教学讲义《中国近百年史要》（1930），言之凿凿地称她为“女酋，为英皇第三女也。英将许还侵地，请还女酋”云云 [1]。

另一个版本更加惊世骇俗，——说拿布夫人就是英国女主！刊刻于清同治四年（1865）的夏燮著《中西纪事》，其卷之五中说：“伯麦踞定海数月，闻抚事定，辄听洋艘四出游奕。行至余姚，有土人诱其五桅大船搁浅内滩中，获白夷数人，内夷妇一人，装饰甚盛，有传其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即伊里布。水银注）闻之，飞檄余姚县设供帐，委员护送入粤。时白夷有善绘事者，上海知县黄冕得其所绘彼国朝仪图以上，则英国女主也！”夏氏还唯恐读者不信，接着说：“予亲见其图说，女主之婿曰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执女主之手而嗅之。后见台湾所进图说及西人纪载，皆与此同”。

更奇的是，拿布夫人的名声还传到了东洋，并摇身一变而为骁勇善战的洋女将！

大约编辑于日本弘化丁未年（1847）的《阿芙蓉汇闻》，记录了中国船主沈耘谷、陈逸舟向长崎的幕府官吏报告于道光庚子年十二月间（1840年12月24日至1841年1月22日）的“清商口单”（又所谓的“风说书”）。其中说道：“（道光廿年）九月廿日，宁波府内余姚县又到一艘，各处窥伺，此处居民数万，各驰集防御，两相厮打之际，船上放大炮二门，只因此处海底甚浅，随潮进退，或深或浅，尹（英）夷不谙地理，妄放大炮，因势搁浅，船破沈水。恰得数万居民追逼厮打，寡不敌众，放下小船逃去，止生擒廿一人。内有女人，极其骁勇，被他打折枪刀数十根，乃知此女尹夷国第三公主也。尹夷无奈，退据定海县，驰书相求，如交还公主，愿将所夺定海县退还，如或见杀，倾国发船，誓必相报等语”（卷三）。

过了两年（嘉永二年，1849），日本印行了五卷本的《海外新话拾遗》，其中有一幅插画叫“女将勇战之图”，更将风说书的传奇，再现为拿布夫人莫须有的神勇。

风筝号的这29名俘虏加上在舟山拿获的安突德，一到钦差大臣伊里布的手中，他未待上奏道光皇帝批准，便制定并实施了“释俘还地”之策 [2]，以此为筹码，要求英军从舟山撤兵并归还定海。

拿布夫人，作为无辜卷入战争漩涡的女俘，自然是英军索还的对象，但比起炮兵上尉安突德，她之被关心程度则大为逊之，现今所见的中英双方关于释俘还地的诸多照会中，大多是英军三番五次地指名要求释放安突德，当时远征军的二号人物、英国全权大臣之一的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甚至还亲自到镇海当面向伊里布索要。奇怪的是那位助治爹利，英军照会居然无一言提及，即使是后来的英人记述，也无迹可寻。

伊里布折冲的结果，倒是结下了浙江停战的成果（11月6日）；又过六天（12日），英国一半兵力调往南粤。至于英军退出舟山，更大的因素是琦善与义律在广东私订了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

1841年2月24日，拿布夫人与安突德、的吉利是和滑是等，一同被释放。次日，英军退出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