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录和整理来自：刘春华的讲座《向曾国藩借“为官处事”智慧》中的片段）

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得于此而延续了60年。对于清王朝的顶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赏赐，给了他极高的封赏，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

然而，这并没能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曾国藩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态：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这首诗反应了当时曾国藩对清廷对他评价的诚惶诚恐：毕竟高处不胜寒，人们对他的评价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褒贬不一，可谓“左列钟铭右谤书”，在这种局面下，曾国藩内心深处，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深知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那么，诗中提到的屠羊说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竟令一时声名煊赫的曾国藩对他顶礼膜拜呢？

　　屠羊说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后来，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说。屠羊说却说：“大王丢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职业；现在，大王恢复了王位，我也恢复了从前的职业。既然我的俸禄已经恢复了，又何必再行赏赐呢？”

　　昭王执意要奖赏他，屠羊说说：“大王失国，不是我的罪过，我不能接受惩罚；大王复国，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赏赐。”昭王打算接见屠羊说，屠羊说又说：“根据楚国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觐见国王，而我的智谋不足以保存国家、勇力不足以杀死敌寇。吴军进攻郢都的时候，我是畏惧艰难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违背法令来接见我，普天之下，我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的。”

昭王觉得屠羊说虽然地位卑贱，然而“陈义甚高”，准备让他担任三公的职位。屠羊说说：“我知道这三公的职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贵得多，所得的俸禄也优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王蒙受妄施的恶名呢！我不敢当，还是让我回到集市上继续从事屠羊的职业吧！”就这样，屠羊说始终没有接受昭王的赏赐。

曾国藩其实是借屠羊说的典故来内心约束和提醒自己：何尝自己不想如屠羊说那样，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归隐山林，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是时势让他进退维谷，他不得不接受清廷的高官厚禄，以绝朝廷的猜忌。

曾国藩在名利的漩涡中能有这样的胸怀实属难得，他没有被眼前的厚待打昏头脑，这也恰恰是他晚节可保，一直在两江总督的权高位重位置上终极一生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