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濮存昕，但不认识刘岸。濮存昕是世界红十字会的形象大使，在上海世博的红十字馆内，他健康俊逸的笑容给世界的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濮存昕还是云南白药牙膏的宣传大使。为此，我夫人常用云南白药牙膏。

我夫人是名律师，常常口腔溃疡，我戏言：或许是用嘴过多。但每每用云南白药牙膏涂抹，总能见效，她的结论是：云南白药比吃维生素还好，当时窃认为她有些矫情并有点嫉妒濮存昕。

云南白药牙膏从2005年开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充分保证云南白药牙膏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同时，也为国家功效型牙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功效型牙膏标准在2008年出台，而早在2005年，四川大学药理学教授就做了《云南白药牙膏活性成分的药理学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白药牙膏活性成分能够发挥止血作用，能够有效抑制急性炎症反应，云南白药牙膏活性成分对实验性口腔溃疡可明显促进溃疡面的愈合或缩短其愈合时间，用药期间能明显缓解口腔溃疡周边的出血炎症程度。研究还发现，云南白药牙膏活性成分对自发性牙龈炎、牙菌斑及牙龈组织局部炎症反应均有明显的治疗作用。由此看来，云南白药牙膏作为一个民族品牌对于中国人口腔健康肩负起了很大的责任，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知道刘岸还是我夫人义愤填膺提供的“情报”：说是一个叫刘岸的南京人要告云南牙膏并濮存昕，刘岸的岸就是道貌岸然的岸。

我开始怀疑夫人的律师职业公正、公平的宗旨，按说当个人与企业纠结，一般的人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消费者的立场，毕竟他是理所当然的弱势群体。刘岸还很较真：为了2112.6元的赔偿金开始小题大做，与云南白药牙膏甚至濮存昕对簿公堂。

职业律师夫人却开始理智地细算一笔账：现行《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牙龈出血（估计之前也在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一般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刘岸的证据不能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再者，刘岸所提出的“消费者对牙膏临床实验报告具有法律保护的知情权”，其实现行的法律中未有任何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要企业为其提供临床报告，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甚至让人怀疑其真正的别有用心；还有，只要云南白药牙膏的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并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备案，就不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最后，这个案子和濮存昕并无任何关系，追上这位大明星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扩大案件的知名度，刘岸的背后，似有“高人”指点。总起来说，该案几无胜算。

我佩服律师夫人的头头是道，但明知官司必败，为何刘岸执意而为？如果刘岸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就应该积极地和厂家协调，而不是非得拉上公众媒体作为后盾。可见，其炒作的意义远大于案件诉求的本身。稍作分析不难得出：刘岸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力量在“默默无闻”地支持他，究竟是谁呢？不得而知。

和刘岸如出一辙的做法应该是“三砸双菱空调案”。陈恩等三人认为双菱空调有质量问题，对企业提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遭拒后三砸空调并见诸报端。尽管上海双菱公司在陈恩等三人当众砸毁空调后，将三人诉诸公堂并最终胜诉，但“三砸事件”使双菱空调声誉遭受重创，其造成的无形的品牌损失不可估量。后来有证据说明此事的背后系双菱的竞争对手怂恿而为，但对挽回双菱的美誉度已无济于事。

还有三株口服液的案例，消费者的猝死和三株口服液毫无关系，最后尽管也是官司胜诉，但是当三株口服液打赢官司的时候，企业也进入了始料不及的衰退期。

由此，有些知名品牌的对手会为此兴奋不已：单个的消费者借助不明真相的媒体也是可以绑架企业的，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满足了其某种需求，就不怕丢人，但做品牌的企业却丢不起人。

当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观点被媒体放大，往往弱者瞬间由消费者变为企业，孤独行走的中国企业其实更需要消费者的“消费道德”，被不明身份团体操纵的消费者如果一意孤行，可能会沦为市场的公敌。

亚当斯密在100年前就提出了那只无形的手，任何个人、团体不可践踏，要知“举头三尺有神明”，牙疼好说，心坏了可是要遭雷劈的。

近几年美国营销学者提出责任消费的概念，意思是说，当你消费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个人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对产品的良莠不明，以个人的观点诽谤企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岸们当然有他们发言的权利，但要言之有道，如果像泼妇那样的恣意佞言，引得别人掩鼻而笑是小事，触犯了法律就得牢房里请了。

当然，我知道我的观点或许并不讨好同为消费者身份的部分公众，但我仍然想为站立在潮头、举步维艰的企业说句公道话，毕竟牙不好可以找医院，如果企业被冤枉死就不知道到哪里诉冤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刘岸医牙的前提是要先医心，心歪了比牙坏了可怕多了。

还有，刘岸可不是濮存昕，比如我吧，我绝对信任夫人的经历，但绝不会相信那个叫刘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