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不是玄学

    作家的写作，如革命家的革命，搞不好是不成功便成仁。一部代表作有可能成为牢笼，让作家成为一种“荣誉的囚犯”。作家找到了熟悉的路子，便使劲往下写，有人说莫言就这样，颇有自我重复之嫌。很多时候，这是因为找到了“感觉”，市场也认可，所以沿着同样的路子往下写，以至于无法推陈出新最终突破。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他写作，从不去迎合读者的喜好，甚至对着干，让他们吃惊。索尔·贝娄说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一个理想的知音，而不是所有读者。他说他有一种“盲目的自我接受”，他说他就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怪人，他的怪癖你无法理解，那是你的事，他不去迎合。

    一个作家的思维和想象力得有超前性，而不以他人的期待为取舍标准。作家有很多死法，自我克隆死是最冤的。读者当然是有期待的，但作为艺术的写作毕竟不是营销，调查完读者的需求才能行动。这方面或许应该学学汽车大王福特，他说他从来不听消费者的，不然他生产出来的是一匹更快的马，而不是一辆汽车。

    可是为什么会有思维的困局，以至于自我克隆呢？我想我们对于创意的产生过程，交流太少了。中国的文坛似乎更津津乐道那种醍醐灌顶、灵光一现、妙手偶得的时分。但随着脑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思维的能力，乃至于创意，也是泡时间泡出来的。文学是人学，得花时间花精力琢磨人。文学也是文字的积累，真得像王朔讲的那样要求自己去码字。诺曼·梅勒描述的写作就跟朝九晚五上班似的，非常有规律，每天8：30起床，10点开始写作，写到12：30，吃午饭，接着再写两个小时。这种自律也是一种刻苦，需要那种一书功成万笔枯的功夫。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路遥，如《早晨从中午开始》所述，他从实地考察到写笔记到创作过程，都下足了苦功夫，一点都没有马虎，故而《平凡的世界》写得扎实而厚重。遗憾的是他太卖命了，写着写着就仙逝了。福克纳也是十分刻苦，不在酗酒的时候他都在写作。畅销书作家格拉威尔在《异数》(O utliers)一书中说了个10000小时原则，说从莫扎特到披头士再到比尔·盖茨，这些超凡者都是不断在苦干，洒够了那99%的汗水。

    至于那1%的灵感究竟从何而来？鲁迅说写作不能靠看“小说作法”之类的书来写，虽然封堵了一些江湖郎中的骗人之术，却也让正常的讨论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有他这句话摆那儿，后人对写作的过程和灵感的产生讳莫如深，乃至于成了一种神秘。但是写作也是一职业。这个职业如何管理时间、作息，写作的流程，灵感产生的办法，虽无绝对的公式，却有经验可借鉴，有陷阱可回避，不是完全没有可比性和借鉴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你常呆在一个地方是产生不了灵感的，会写到创作死胡同里(writer’s block)来的，出去走走，“行千里路”，就是一招数。对于新作者，在美国我看到，有创作班和写作类杂志，帮助他们上路子。在高端层面，对于知名作者，《巴黎评论》的访谈，常问一些经验交流类问题，如作家的作息规律找素材的习惯。这些不应该是神秘的东西。“小说作法”，或许也不是见不得人的话题，只要不是江湖郎中兜售狗皮膏药，切磋切磋何妨？

    文学是人学不是玄学。这几年，在教育界，关于“专才”(expertise)的形成过程和思维模式，成了个研究的热点。雪城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学院合作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专家型医生如何诊断如何决策，希望借此训练新入门的新手。当然这种专家型思维的“学习”，得有一点前提条件：对方也得是医学院毕业。不然，将这些专家思维教给毫无医学背景的人，同样能把人医死。而过了这种基本的门槛，那么关于创意的形成方式和方法，有现成的研究和做法可参考。写作上也可以这么做，抓些作家来深度访谈，总结他们各自的经验，或许会比一群评论者在那里口水四溅(包括本文在内)效果好多了。

    另外，近些年来，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开始用到了文学创作上。比如《断背山》的原著作者安妮·普鲁是一个女作家，怎么会写牛仔生活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呢？难道她被牛仔附体了？不是。普鲁是一个博士辍学生，她学会了一些社会调研的方法，如访谈，现场观察，去深入研究一种生活和一个现象，继而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她极力反对“写你最熟悉的生活”这一想法，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建议。不熟悉的东西你得去想办法熟悉。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会把写作的空间写得越来越小。《歌伎回忆录》作者阿瑟·戈尔登(A rthurG olden)是个男的，人妖都没有做过，更不要说歌伎，还不一样是蹲点日本六年给研究出来的？如果作家经过一定的调研训练，学会如何将不熟悉的生活变成熟悉的生活，又经过一定思维的训练，能从熟悉的生活中看出不熟悉的东西，再加上平素的写作预备，他就厉害了。(文/方柏林，翻译家，美国俄克拉荷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