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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研究工作，整体上分为两大块。一是对甲骨文的释读，二是对甲骨文的字源研究，即确定其字形的来源和意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把整个汉字史一分为二，许慎之前的汉字不仅是不成熟的，而且其字形演变过程在文献上不可考，只有靠后来考古资料补充。《说文解字》标志着汉字系统的成熟，同时，此后的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都被清晰记载。

所谓的甲骨文的释读，实际就是建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对应，确认某个字就是现代的某个字。这个对应就是建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字形演变的完整链条。这个链条又分为上下两截。上一截是从甲骨文到《说文》，下一截是从《说文》到现代汉字。由于下一截是清晰的，因此关键就在上一截，即确认从甲骨文到《说文》的字形演变链条，确认甲骨文某个字的字形就是《说文》某个字的字形。完成确认，就是完成释读。当然对《说文》所无的极少数字形，上、下两截的分界点可以定位晚至宋朝的韵书。

甲骨文的释读只需关注甲骨文已经产生之后，由甲骨文字形到《说文》字形之间的的演变史，而无需关注字形本身的起源和意义，无需关注甲骨文字形的字源究竟是什么，其内涵何在。

而要确认甲骨文字形本身的来源，确定甲骨文字形的内涵，就需要研究和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历史，而非甲骨文之后的历史。目前的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释读上，所关注的仅仅是甲骨文产生之后，从甲骨文字形到《说文》之间的字形演变史。而没有关注甲骨文之前，甲骨文字形要素本身的漫长形成史。

目前甲骨学的成果也仅仅体现在甲骨文的释读上，在甲骨文字源的确认和内涵解读上，几乎为零，甚至为负。为零是没有研究，不去研究，而为负则是进行错误的、臆断的、误导性的研究。现在学界对甲骨文字源和确认和解释99.9%都是错误的、臆断的。

在对甲骨文字形内涵、字源的研究上，我摸索出了一个“三通”原则，也是基本的方法论。必须做到这“三通”，才可以认为靠谱，真的通了。这“三通”分别是：通义项、通字例、通义理。

“通义项”是说，对一个字字形内涵、字源的解释，应该对该字的所有义项都解释的通，不能只通一项而不通其余。譬如对“大”字，从许慎开始就将其看成是象形字，认为是对人的象形。“大”的确有指人的义项，对这些义项，还是勉强能解释，但是，对于形容词的“大”的义项，是绝对无法从对人的象形中解释通的。

许慎对此的解释是：“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个一句话的逻辑本身就很奇特，实在看不出后半句与前半句有何关系，从“大象人形”怎么能推导出“天大、地大、人亦大”。许慎对“大”的“象人形”的解释，就没有做到“通义项”。

对“大”的字形解释要做到“通义项”，就必须跳出“象形文字”的教条思维。“大”的确象人形，但是“大”所象的不是一般人形，而是“大人”的形。而“大”象“大人”形，又并非指代外在的“大人”之形，而是指代内在的“大人”之德，“大”的所有义项都是从“大人”之德派生而出，而非从外在的“大人”之形。外在的“大人”之形与一般的人形并无区别，但是，内在的“大人”之德却与一般人迥然不同。

因此，汉字的造字着眼点、侧重点并不在外在的形，而在内在的“德”。用现在的话说，不在外在的现象，而是内在的本质。汉字不是“形”的文字，而是“德”的文字，不是“现象”的文字，而是“本质”的文字。汉字不是去“象形”的，而是去表德的，不是去描述现象的，而是直指本质的。

“通字例”是说，一个在结构上很简单的字往往是很多复杂的字的结构要件，那么对这个简单字的字形的解释，应该能够对所有以其为结构的复杂字的字例，以及每一个字例的所有义项，都应该能够解释的通。一个复杂字例的一个义项解释不通，就没有做到“通字例”。

以“大”为例，对“大”的字形解释，不仅对“大”本身的所有义项要都能解释的通，而且对所有以“大”为结构的字例的所有义项也要都能够解释的通。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儒”、“法”、“侠”、“亦”、“矩”等字的早期字形的关键结构都是“大”，并且指代拥有大人之德的“大人”。下文还对对以“大”为主要结构的“交”、“黄”、“寅”、“矢”进行解释。这些字都是基于“大人”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通的。

前几天在与中华书局的一位朋友探讨中，他强烈建议我写一篇“大人论”，我很是赞同。其实，我考察和研究“儒”的字形内涵，以及考察和研究“法”、“侠”、“矩”、“亦”、“交”、“黄”、“寅”、“矢”等字字形的内涵，其实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大人”的内涵，就是在写“大人论”。但是，以后也可以这些文字字形资料，总结性地、系统性地写一篇。

其实“儒”就是“大人”，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儒家，即在“大人”，中国文化也可以概括为儒家文化，即“大人文化”。因此，追溯和解读包括儒在内的以“大”为结构的字例的字形内涵，实际上也是追溯和解读中国文化的内涵。同时，这也说明，要追溯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内涵，单纯地读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要“读字”，汉字的字形结构中，记录了比《五经四书》更深层、更远古、更纯真的东西。可谓一字一历史，一字一哲学。

“通义项、通字例”比较微观和具体，而“通义理”则比较宏观和总括。“义理”其实就是道理，只不过与一般的小道理不同，而是贯通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道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道”就是“义理”，所“贯”的整个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中国传统学问的核心就在“义理”，而用现在的语言，也可以认为“义理”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逻辑。“通义理”就是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逻辑，不“通义理”就不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的文字学研究，象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西化严重，不重视中国的义理，不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逻辑。甚至认为中国的义理不是逻辑，西方的反义理的东西才是逻辑，然后，以反义理的反中国逻辑的东西，强加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头上，强加到汉字字形的头上。这是在强奸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强奸中国的汉字。

当前中国的学问，中国的文字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强奸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问，都是强奸汉字的学问。

就以“儒”为例，从靠庚子赔款留洋美国的胡适开始，就将“儒”解释成宗教的祭司，这波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构成致病影响，成为当下学术界的标准和真理。即便后来所谓的中国古史专家，也是最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之一，徐中舒，也是当年著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深陷“新文化”的西化教条之害。他正确地释读出“儒”的甲骨文，但是遗憾的是，却将其中的“大”解读成宗教祭祀，而将其中的水字结构解读成祭祀斋戒时的洗澡。

只要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的义理，了解和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本身的逻辑，就不可能将甲骨文儒中的“大”解读成宗教教主，将儒家解读成宗教集团，而只可能将“儒”解读成“大人”、“君子”。甲骨文“儒”字的发现，恰恰可以证明，以“大人”、“君子”为中心的儒家理念在甲骨文的造字的时期，就是非常成熟的，甲骨文也正是基于儒家的基本理念而造，反映儒家的义理，也反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逻辑。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大人”在商朝才有，而是比这还要早很多。

当前中国的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义理盲”，中国需要一场义理扫盲，否则学术界就只能充斥反义理、反逻辑的臆断言论，充斥荒唐的迷信和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