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的排斥佛老，回归儒家的工作则是到北宋完成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的“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尤其以二程兄弟的老二程颐为最。南宋的朱熹则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对北宋四子思想和言论进行系统总结，选编了《近思录》一书，而且遍注群经。尤其是将四书独立出来，赋予了比《五经》还要重要的价值，并进行专门的注解，即《四书章句集注》。至元朝，朱熹的选编和集注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因此，有宋一代的学术甚至可以被简称为“程朱理学”。

儒家道统，或中华道统的要义在于，认为人是生而圆满的，人生和社会秩序的意义就在于对人的内在心性的尊重和顺应，让心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扩充，即《大学》所讲的“率性”。孔孟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中国历史受到法家文化的冲击而“礼崩乐坏”时，对中华道统进行了学术上至为精到的总结。孔子对《五经》进行整理和诠释，并将其作为儒家的基本教材。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详细和准确地发挥。因此，中华道统也可以简称为儒家道统，而儒家道统又可简称为孔孟之道。

但是，学术上的孔孟之道在法家化的大潮中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法家的利益化、专制化而节节败退。于是孟子之后，为抗击法家，儒家们开始向其他的学派和教派学习，以它们做盟友和外援，增强信心，联手抗“法”。当其他学派和教派的思想被引入儒家后，儒家便偏离了孔孟之道，出现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道统、中华道统至孟子之后便中断了，纯正的儒家不复存在。

儒家的异化包括战国晚期、两汉的法家化、墨家化、阴阳家化，魏晋的道家化，然后是至唐朝达到鼎盛的佛家化。在所有的儒家异化中，数佛家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道家化。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包括儒家、法家在内所有的学派和教派，有一点是一致的、共同的，就是都是在为人的独立和存在找支撑，找信心。所不同的是，所找的支撑点不同，信心来源点不同。

在所有的流派、教派中，唯有儒家将人独立和存在的支点放在人的内在心性上，认为人生而善，生而圆满，对人的本然心性赋予了无限的信心。儒家之外的任何流派、教派，都不敢承认人生而圆满，都不敢对人的本然心性绝对信任，因此，它们都在人的本然心性之外，虚构一个外在的支撑，来帮助人实现独立的存在，为人的独立存在提供信心。

我将儒家之外的所有流派所虚构的心性之外的支撑，称之为“拐棍”。儒家认为，人凭借生而圆满的内在心性，就可以独立存在，在内在心性之外，无需任何拐棍。而儒家之外的任何流派，则因为没有认识到人自身的圆满性，从而对人自身缺乏信心，充满恐惧，认为人自身是无法独立的。在怀疑和恐惧的刺激下，他们都虚构了人心之外的拐棍，并且迷信于这些拐棍。

儒家与其他流派的区别在于，有无拐棍。儒家无拐棍，其他所有的流派都是有拐棍的。而儒家之外的所有流派之间的区别，则在于拐棍的不同。所有的拐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唯心的，另一类是唯物的。唯心性拐棍是所虚构的精神性实体，包括各种神，各种哲学实体；唯心性拐棍是所虚构的物质性实体，包括物理性的物质，以及物质化的制度。法家，以及当代我们正置身其中的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其拐棍是唯物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以及当下的现代文明所带来对中华道统的冲击看，唯物性拐棍的魅力、破坏力，要比唯心性拐棍大的多。

唯物性实体，将拐棍定在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外物上，对一般人而言，显的更真实，其结果是导致人们对外物、物欲、利益的迷信、迷恋，即导致利益化，然后导致协调利益冲突的物质化的法律和制度，即专制。

也正是在法家利益化、专制化的冲击下，儒家感到独木难支，儒家开始寻求外援，和各唯心性拐棍的流派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唯物性拐棍的法家。

显然，在无拐棍的儒家看来，唯物性拐棍比唯心性拐棍更难以接受，因为唯心性拐棍与人的内在心性更接近一些，尤其是更强调心的不执著的佛教，尤其是佛教中引入佛性实体的大乘有宗。引入它们，可以增强人们对内在心性的信心。当禅宗将大乘有宗的“阿赖耶识”纯化，变成圆满的“佛性”之后，使得佛教的心性学与儒家更为接近。当然，禅宗的这些纯化实际上就是在儒家的影响之下展开的。

禅宗事实是一个“亦佛亦儒”的流派，也可以说是“非佛非儒”，总之是两者的折中性的融合。禅宗与儒家一致的地方是，对人的心性都有着无限的信任，认为人生而圆满、自足。所以，禅宗说人生而具备圆满的佛性，关键在悟不悟，悟了当下成佛，“即心即佛”。

禅宗与儒家向左的是，它的心性是由被植入的佛性所支撑的心性，佛性的指向是虚构的“空寂”、“涅槃”。而儒家的心性则是本然、自然、鲜活的，所指的更是其生而就有的情感和思考能力，以及基于这种情感和思考能力的判断和选择。即孔孟均最重视的“权”、“中”。

佛性很类似于一个写好程序的电脑芯片，禅宗的心性就是植入佛性芯片的“芯片心”，是“假”的。而儒家所讲的心性则是没有任何外在植入的，自然真实的心性。禅宗帮助儒家对人的心性重新树立了信心，无限的信心，但是，却是以牺牲心性的真实性为代价的。宋朝的程朱理学所做的事，就是在已经重新恢复了无限信心的基础上，对禅宗的心性进行真实化改造，驱逐佛性，让心性回归真实。

一旦将禅宗心性中的佛性剔除，心性将回归真实心性，而禅宗也就变成了儒学。当然这也是一个去拐棍化的过程。禅宗的佛性还是一种拐棍，唯心性拐棍。

程朱理学的本质目的是重回中华道统，接续自孟子就中断的儒家道统，即重新树立对真实心性的绝对信心，建立以心性为基础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其具体方式，是通过重新定义“理”、“心”、“性”等孔孟时期已经存在的儒家核心概念。

这种重新定义，即是相对禅宗而言，也是相对孔孟儒学而言。一方面剔除禅宗心性中的虚构佛性，另一方面，又保留禅宗中对心性的绝对信心。换句话说，就是把禅宗中的对心性的绝对信心向儒家转移。在儒家中，这种对心性的绝对信心，自孟子之后的1500年中已经消失了。

为了在剔除佛心后，对心性的信心进行支撑，程朱理学重新定义了“理”，并它当成整个新体系的核心。孟子已经对“理”进行过清晰的定义，说“心之同然者何也，谓之理也，义也”。因此，“理”是人人所都认同的东西，是心的判断和选择功能的体现和结果。同时，孟子把“仁、义、礼、智”的发端和根基深植于人心之中，认为它们都是从人心中所发出来的，是人心的情感和思考功能的结果。也可以说心是体，理是用。

正因为孔孟的“理”是心的功能，最终表现为心的判断和选择，即“权”、“中”，所以孔孟的“理”看起来很空，让人难以把握，这是导致孔孟之道后来，在拥有唯物性拐棍的法家的冲击下，让人们对其丧失信心的原因所在。

因此，程朱理学中，将理由孔孟的“空虚”化，变成类似于禅宗佛性的一个东西，或者用“理”来替代佛性。同时，这个“理”，又类似于道家的道，是一个先天的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万物都是由理所创生，因理而存在。世界的根源在理，而理赋予到万物中，就构成万物之性。这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

在“理一分殊”的整体宇宙框架下，理赋予到人心之中，就成为“性”。心是人的主宰，而性则是心的本体。由于世界是“理一分殊”的结果，做为人心之性的理，与万物中所存在的理，是同一个理。因此，通过研究万物，就可以学习到理，学习到性。所以，程朱理学将“格物”，是对万物的学习，将“致知”理解成对理的获得。“知”就是“理”。

因此，“程朱理学”和“心”、“理”、“性”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孔孟有着本质不同。

程朱理学将“理”外化、固化了，用我们前面的比喻，芯片化了。“理”象一个插入人心之中的芯片，插入人心之后，就成为性，对心发号施令。这也是所谓的“性即理”的内涵所在。

尽管，程朱理学号称排斥释老，接续孟子道统，但是这种排斥和接续，在相当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在基本理念和方法上，依然继承了释老。即程朱理学为了恢复对心性的绝对信心，依然借助了拐棍，这个拐棍就是被改装的“理”，或“性”。

也就是说，程朱理学的“心性”也偏离孔孟，不是自然、真实、鲜活的心性，而是存在虚构成分，具备拐棍属性的“假”的心性。

这是后来的王阳明，以及再后来的清儒，对程朱理学进行激烈批判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