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并非中国文化需要当下的人们帮助，中国传统文化有求于当下的人们，而是相反，是当下的人们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帮助，是当下的人们有求于中国文化。不是中国文化需要复兴，而是当下人们的生活和心灵遇到了困扰和麻烦。外在的物质丰盛，是建立在内在心灵的日益紧张和恐惧的基础之上；外在的物质自由的获得，是建立在内在的心性自由的丧失基础之上。如何消除日益增强的紧张和恐惧，如何重新获得真正的心性自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日渐凸显的新的需要和新的矛盾。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可能存在满足这一新需求的元素，包含消除这一新矛盾的良方。

当下的人们在内在心灵上为何日趋紧张和恐惧，为何失去了心性的自由？战国时期的孟子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答案是什么呢？很简单，两个字“放心”。这个“放心”与现代汉语中的完全不同。“放”是流放之放，“放心”就是心被流放了，迷失了。心为什么会被流放，为什么会迷失？答案是对外物的沉迷和执着。一旦沉迷和执着于外物，心就会跟着外物走了，就流放了、迷失了。

《礼记·乐记》对“放心”的过程则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至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这段话基本上很好懂，就是需要对“知”字做下解释。“物至知知”中，前个“知”是感知、认知能力，而后个“知”则是应用知的能力去感知、认知。“物至知知”的意思就是，当人和物接触时，人的感知认知能力就使得人能够对物进行感知、认知。这句话与《大学》的“格物、致知”是一个意思。“知诱于外”的知，也是指知的能力，就是人的认知能力被外物所诱惑、牵引，这样就会产生错误的认知，从而导致“放心”和“人化物”。

《孟子》、《礼记·乐记》、《礼记·大学》都认为，在人与外物的接触中，人心很容易被外物带走，沉溺于外物，流放了，迷失了。这时，就需要“反躬”，需要“求放心”，需要“正心”，也就是找回自己的内心，然后顺应自己的真实本心去做事，这就是《礼记·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

一旦“正心”和“率性”了，人也就是重新实现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此时，人就处于一种非常满足，非常有信心的状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理义之乐”，孔子讲的“心安”。

那么怎么才能更好的“正心”呢？也即怎么才能“求放心”，找回迷失的内心？《礼记·大学》给出的答案是：“格物、致知”；《礼记·乐记》给出的答案是“反躬”；《礼记·中庸》和《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反身”、“自反”；《论语》给出的答案是“三省吾身”、“忠恕”、“心安”。这些所有的答案，看似不同，而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说在生活实践中，在与外物的接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每个人都天然具备完备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与外物接触的过程中，人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自动产生认知，和对认知的好坏、善恶判断。

因此，“格物、致知”所致的知，就是来自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判断。这些“知”不是存在于外物之中，而是内在与自己的本然心性。但是，尽管人的心性具备产生“知”的能力，如果不与外物接触，这些“知”却无法显现出来，而是一种潜在的状态，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些“知”的存在。也就是说，外物是“知”的诱发因素，要想获得这些“知”，即要想“致知”，人必须要与外物接触，即“格物”。

因此，“格物”和“反躬”、“反身”、“自反”、“自省”是同时发生的，是一回事。“反躬”、“反身”、“自反”、“自省”都是指去追问自己的内心，以确保真的尊重和顺应自己的内心了，而不是顺应外物的，顺应别人的。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行”就是格物，“知”就是反躬、反身、自省等。

所以，“知”也就是孟子和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这里的“良”本义是天然、本然、真实的意思，“良知”就是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受外界影响的想法。即孟子说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因此，所谓的“正心”，所谓的“格物、致知”，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自尊”，自己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什么？尊重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以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为行事的最高的权威和标准，为最高宪法。这就是《大学》说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毋自欺”的“欺”是“欺骗”、“欺侮”的意思，“毋自欺”就是不欺侮、欺骗自己，就是“自尊”。而“人化物”、“放心”的状态则相反，极度的不“自尊”，极度的欺侮和欺骗自己，极度地不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而去尊重外物，以外在的某种东西作为行事的权威和标准，而强迫自己的内心去屈从这些标准。

但是，“格物”所面临的问题是，外物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以短暂的生命去对无尽的外物去“格物”，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庄子》中说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尽管庄子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他给出的答案却是糟糕和极端的：一味的顺应外物，而且美其名曰“自然”。庄子忽略了人在与外物接触的过程中，常常所发生的“放心”、“人化物”的现象。

《大学》同样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其答案明显优于庄子，认为学习要“知止”。《大学》一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至善是孔子所说的道，孟子所说的理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心之同然”就是说人心的共享一个核心结构，这一核心结构高度稳定，超越时间和空间。由于这个核心结构的存在，人会在面对外物时，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和判断，这就是“义理”。我们的先圣根据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把“义理”记录了下来，后来就成为经典，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因此，“致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捷径，就是读书，即所谓的“读书明理”。

可以把经典定义为用汉字记录义理的书籍，即经典的结构包括两个部分：义理的内涵，记录工具的汉字。这两个部分合起来就是“文以载道”。但是，在产生时间上，作为内涵的义理和作为记录工具的汉字是高度不同步的，前者远远早于后者。汉字仅仅到了商朝才以甲骨文的形态出现，而义理则是随着易经的产生而产生的，这是伏羲时代的事。更重要的是，自产生以来，汉字的存在就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不仅字的形式在变，内涵也在变。

这意味着，随着汉字的变化，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偏离真实义理的情况就会发生。清朝人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宋明时期的儒家对五经的解读是错误的，因此，他们企图超越宋明，而恢复汉代人对五经的理解。他们借助的工具就是考据学，而考据的基础在纠正每一个汉字的字义。

也就是说，清朝人希望通过“正经”，来“正心”，又通过“正字”来“正经”。原则上，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历史资料的匮乏，清朝人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只做了一半，是个半拉子工程。清朝考据学上的烂尾工程也对后来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了恶劣影响，最后导致对传统文化信心的系统性崩溃。

就汉字历史本身而言，清朝人并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金文的也资料很少。同时，汉字的演变是整个历史演变的一个部分，因此，要彻底弄清汉字的历史，必须弄清整个历史。而中国历史又是整个人类历史一部分，要弄清中国的历史，必须弄清整个人类的历史。清朝人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资料也是短缺的。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更丰富的文字的历史资料，不仅是汉字的历史，还有汉字之外所有文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掌握了更丰富的中国历史的历史资料，以及中国之外所有文明的历史资料。基于这些资料，就可以站在清朝人的肩膀上，真正地去完成“正字、正经、正心”的工作。把清儒留下的学术烂尾工程修复好，从而把把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修复好。而“三正”的基础，则在“正字”。而“正字”的基础则在正确释读甲骨文，包括金文。

接下来几个月，我将会对甲骨文、金文进行解读，不妨为这个系列起名叫《甲骨文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