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汉字的源头不是甲骨文，而是更早的契齿文，甲骨文只是对早已成熟的契文字形以及文字成形原理的扩展，只是中国文字史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甲骨文“玉、朋”二字直接对双排契齿文进行沿用，同时，还有诸多甲骨文文字直接将契齿文作为关键部件，因此，要准确理解这些文字，不理解书契的功能和原理，不理解契齿文的内涵将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用契齿文对“玉、朋”二字进行重新释读，下面再用契文对甲骨文“我”字进行诠释，发掘令人震撼的精彩。

只要熟悉契齿文，很容易就能看出，甲骨文以及金文的“我”字，是一个双手拿着左契的人。左边的口朝左的“E”字符，是直接对左契契齿文的借用。尤其是上图左数第五个甲骨文“我”字，其左侧“E”字符的横线多达5根，更能说明这一点，与左契契齿文相似度更高。

在契齿文中，这些横线实质上是数字，多少根都行。甲骨文中绝大多都是画三根，是对左契契齿文符号化、形式化的结果。左契契齿文的符号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已经出现，见上图。

为什么用双手持左契的人去表示“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左契之内涵。

书契是信用工具，当然也是金融工具，且是人类历史中最早最系统的金融工具。信用涉及狭义的或广义的借贷关系。在借贷关中系涉及借方和贷方。借方是借钱人，即债务人；贷方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是债权人。

书契是成对存在，完整的一对契叫一朋契，一朋契的左边是左契，右边是右契。债务人持左契，债权人持右契。书契中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朋的关系。朋友之朋就是由此引申，意思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两个人。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要也。右为尊。”《战国策·韩策三》：“安成君东重於魏，而西贵於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

在一朋书契中，或者在建立书契关系的一对朋中，哪一方更应该去守信用？显然是借钱人，债务方，即左契持有者。因此左契契齿文的内涵就是诚信，持左契的人，也就是诚信的人，或者应该诚信，应该努力去做诚信的人。

在负有诚信的义务和压力下，左契本身也会提醒和鞭策持有者要努力做到诚信。努力去诚信实质上就是心性修炼，品德、品性修炼。因此，左契就具备了教育功能，成为一个教具。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礼记》对玉如此看重，说：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

“玉”、“朋”同源，都是双排契齿文。这意味着玉实质上还是书契，只不过其材质由以前的廉价的木材被换成昂贵的玉石而已。当然名字也升级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瑞”、“瑞信”、“符瑞”之类。玉的教育功能实际上是对左契教育功能的继承和替代。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诚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别人，更不要欺骗自己，是顺应和发挥自己的本性。《中庸》还说：“率性之谓道”。《周易系辞》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即诚，诚、诚信即道、道义。

因此，左契就有努力践行道义的内涵。

由于左契被赋予了诚信-道义内涵和教育功能，因此也被后人逐渐符号化，神圣化。因此，战国时期的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 79章》）。圣人就是圣王，国家的治理者。执左契就是自己努力做到诚信，努力去践行道义，而不要对老百姓有所要求，不去干扰老人民，让他们自己去管理自己，维持社会的自然秩序。

由于现代人已经对书契时代完全失去了历史记忆，对左契功能和内涵已经无法准确理解了，因此也就无法理解老子这句话了。同时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圣人了，就不可能去借别人的钱，成为债务人。于是，就把左契强行篡改成债权方，把这句话的意思解释成：圣人尽管有别人借自己钱的凭据，却不去要求他们还钱。

这哪还是圣人，分明是受抵挡同情心的土豪嘛！一个人鼓励和纵容借钱不还的人，肆意去破坏书契系统的人，怎么可能是圣人？如果这样，将无法解释接下来的“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有德”就是圣人、圣王，“司契”就是使用书契去治理社会。书契是老百姓之间，完全基于自愿的原则，相互之间达成相互的信用和协作关系。因此，“司契”的实质是“无为而治”，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去建立契约，即“民自化”。

“司彻”就是征税，征税的目的是用来养活政府官员，而这些政府官员会以为自己道德水平很高，去积极“有为”，人为地干预老百姓本来自我管理的社会秩序。因此“司彻”的实质是用政府替代书契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去“有为而治”。其危害倒不在于征税本身，而靠税收养活的政府系统会干扰社会，扰民。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这个遗契显然是代表债权的右契。一个丢失在路上的右契，对捡到的陌生人直接意味着财富，意味着这种右契在当时流动性已经非常强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货币了。

右契就是代表债权的借据，它之所以可以流通，具备货币的功能，原因在于是对其左券持有者的高度信任，其左券持有者的信用度很高。左契持有者的信用度越高，其对应的右契的可流通性也就越强，货币属性也就是越强。

当一个左契持有者所对应的右契具备高度流通性，而成为货币时，此人就具备货币发行能力，他所开出的借据，即右契，就具备货币功能。此时，此人就成为一名货币发行者。

熟悉现代货币银行学的人都知道，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史认为，货币的初始形态是实物货币，信用货币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信用货币只能有作为政府机构的中央银行来发行。

殊不知，契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此种货币不仅是完全的信用货币，而且其信用基础完全基于个人，而非基于任何机构。尽管，上面《列子》中的故事可能只是发生在春秋甚至战国时期，但是，从书契原理上说，从书契的产生起，即至少7000多年时，右契就有成为货币的可能。也就是说，早在7000多年前，真正的信用货币就可能已经在中国出现。

归纳起来，执左契治之人的内涵应该是：努力做到诚信，努力提到道义道德水平，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一个高信用的人，信用本身就是财富，拥有货币发行资格，具备现代中央银行的功能。这就是甲骨文之“我”，惊不惊人。（DYH:道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