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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也比较严重的误解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为最高追求。儒家讲道，道家更是讲道。

儒家、道家都讲道，这是没错，但是，无论是对儒家，还是对道家，道都非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而是次等重要的，第二位的。

在《论语》中，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两句话显示，在孔子眼里，按重要性排序是：学、道、立、权。最重要的是权，而道则排在倒数第三。在老子眼里，按重要性排序是：人、地、天、道、自然。最重要的是自然，道则排在第二。

老子的话，很容易理解。孔子的话需要解释一下。

“共学”就是共同学习，“适道”就是向道、求道，“立”就是行道、守道，“权”就是权变，接近现在的理论联系实际。

孔子是在说，可以一块学习的人，未必可以一块向道、求道；可以一块求道的人，未必可以一块行道、守道；可以一块守道的人，未必可以一块行权、权变。

既然孔子认为“权”远超“道”，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权”的本意是用称称量。称量的过程，就是在秤杆上不停地移动秤砣，让秤杆保持平衡。在实现平衡时，秤砣所在的秤星即为所称货物的重量。秤砣就是标准，权就是在实现这个标准和货物匹配的过程。通过这种标准和货物的匹配，就可求得货物的重量。

所以，“权”联系着两端。一端是作为标准的秤砣，它是不变的。另一端是被称量的货物，是随时在变的，每一次称量的货物的重量都是不同的。“权”就是用不变的标准，求得可变的货物的重量。

引申一步，“道”就是标准，是不变的。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则是时刻在变的。“权”就是把不变的“道”，落实、应用到时刻在变的实际情况中去。

所以，“权”非常近似于现在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就是道。

然而，孔孟眼中的“道”，又与现在的“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现在的“理论”，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是有关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这意味着真理是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人要获得真理，必须去研究客观世界。

与之相反的是，孔孟的“道”，并非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孔孟并无现在的客观世界的概念。

对这一点，尽管在儒家学说中是常识，然而对被“客观世界”教义严重洗脑的现代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事实上，对孔孟二人，经常说的并不是“道”。孔子经常提的是“礼”，“道”蕴含在礼之中。而孟子经常提的则是“义理”，义理就是道。

孔子认为，礼的本源在人心，是由人心发出的。人们遵守礼，最终目的不是机械、呆板地遵守它，而是为了获得“心安”。这就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所要表达的意思。

孟子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义内”，“义理”是存在于、发端于人心之内，而非存在于人心之外。

所以，求道，学习义理，对孔孟而言，并非向“客观世界”学习，而是向自己的内心学习，去体验、感悟、悟正自己的内心。

那么对“权”而言，权的标准也就是“义内”的，存在于人心之内。

“权”就是把“道”应用到实际情况中。“应用”就是比较、判断、选择，在“道”和实际情况之间进行比较判断，并选择一个行动方案 。这一系列动作的发出者也是人心。

所以，道和应用道的主体都是人心。所以“权”的主体就是人心。孔子认为权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认为人心是最重要的。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论语》中不也说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把道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他还不重道吗？

其实，对“朝闻道夕死可矣”，历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汉唐时期，把“道”解读为国家有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早晨听到国家变得有道了，晚上就去死，也是值得的了。宋朝之后，才开始吧道解释成形而上之道。

儒家最看中的是心性，而道家最看重的自然。

何谓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状态。世界是自然的，而且这种自然的状态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秩序。人应该顺应自然，不要去干预，而应无为。（微信公号：新心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