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文明史，关于心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存在不同的认知。从地域上看，中国这块土地对心性的认知存在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自然性、整体性，二是起源时间最早，三是持续上的永恒性。

对心性认识的自然性、整体性是说，人的心性是自然存在于每个人的身心之中，而且人的心性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对与中国而言，西方人对心性的认识就是不自然的，非整体的，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存在心性的“外化”问题，心性的“分裂”问题，以及心性的“分层”问题。“外化”、“分裂”、“分层”是西方人心性认知中的三大问题。

所谓的心性“外化”，就是把本来属于人内部的心性，看成一个在人之外的东西。一神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他们虚构了一个神，一个上帝，而这个神是有心性的，包括理性、情感和意志，而上帝的心性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决定者，人的心性必须完全服从于上帝的心性。所以，一神教的实质就是心性的外化。神、上帝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人的虚构，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凭据的虚构，人是依据自己的心性来虚构上帝的心性的。也就是说，一神教时代的西方人，是把对人自己的心性的体悟和感受投射到一个外在的神上，这个神不是别人，而是人自身。而当时的人，却偏偏把属于人自身的东西，看成外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神教的神学实质上也是心性学，只不过是一种“外化”的心性学。

所谓心性的“分裂”，就是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心性，分解成几个部分，而且对不同的部分赋予不同的价值。最典型的分解法是，把心性分解成“理性”、“意志”、“情感”三部分。按西方的传统，这三者的重要性排序是：理性、意志、情感。概括而言，西方传统重理性、意志，尤其重理性，而轻情感，甚至认为情感是罪恶的，情感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罪恶，以致他们发展出了禁欲主义。

给心性的不同部分赋予不同的重要性和地位，这实质上就是心性的“分层”。这些不同部分是有级别的，有高级的，有低级的，高级的统治低级的，而低级的必须服从高级的。

印度奥义书哲学，以及希腊哲学，实质上就是心性的“外化”、“分裂”、“分层”叠加的结果，使得他们分离出了一个外在的“理性”。这个理性也可有不同的叫法，在印度奥义书中也叫“梵”、“我”、“真理”，在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式因”。希腊的“理性”与一神教，尤其是犹太教的“上帝”的我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意志”和“情感”排除掉了，只关注“理性”。两者的相同之处是，都是外化的。希腊哲学的“理性”一神教的“上帝”一样，都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并且都是人的决定者。相对于，心性的整体而言，希腊哲学实质是残缺的，这是它没有成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根源所在。

希腊哲学与一神教的上帝相比，还是有优越之处的，排除掉了“意志”和“情感”，只留下“理性”，让这个孤零零的“理性”来统治世界，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是超级稳定的。“理性”意味着必然、永恒、可控，总之意味着“秩序”，而“意志”和“情感”则意味着偶然、可变、不可控，总之意味着“无序”。

所以，同样是一神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在保留了外化心性的完整性的同时，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提高理性的地位，这样就提高的世界的必然性、稳定性、可控性，既增强了世界的“秩序”性。

自公元前3500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无心性阶段、外化心性阶段、外化心性内化化阶段。

无心性阶段，就是基本不考虑心性问题，即便是外化的心性也不考虑。那么他们考虑什么？考虑祭祀，无心性阶段就是祭祀阶段，其持续时间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500年是一神教出现的年代。

现在一般认为犹太教是一神教的开端，甚至认为一神教是犹太这个民族创造的，甚至是摩西这个人创造的。事实上，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一神教的出现，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除了犹太教之外，印度的婆罗门教实质上也是一神化的，而稍晚一点，埃及也出现了一神教化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

关于一神教的起源问题，以后再专文详谈。这里只是指出，最早的一神教不是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也不是出现在西方，而是出公元前2500 -2000年之间的中国，即是天帝教，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是颛顼。颛顼创教的过程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尚书 吕刑》，以及《国语楚语》所记载的“绝地天通”。正是在一神教思想，即天帝思想成型之后，中国才进入有国家的历史，夏朝建立。公元前1500年西方世界普遍出现一神教化，更可能是中国天帝思想西传的结果。

现在一般把一神教出现之前的宗教叫“多神教”，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分是在神的数量的上，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不在神的数量上，而是在神的质量上，性质上。多神教的神是“自然神”、“有限神“、“无能神”，而一神教神则相反，是“心性神”、“无限神”、“全能神”。

所谓的“自然神”，就是神的主要职责是掌管自然循环的职能。多神教的中心在古两河和古埃及，这里的神主要包括三类：太阳神、植物神、生殖器神。太阳神掌管太阳的运行，植物神掌管植物的生长。现在最难让人理解，也到来诸多误解的就是生殖器神，这类神的偶像直接就是一具男性生殖器。事实上，这个神掌管的也是促进植物生长的力量。

把多神教的神进行分类，是为了表述方便，事实上，对古两河-埃及人自身而言，是不存在这样的截然分明的分类的，这三类神在他们看来，其职责是一致的，归根结底，都是掌管植物的正常生长，活着更抽象一点，都是掌管“生态力”。之所以崇拜太阳神、植物神、生殖器神，事实上并不在太阳、植物、生殖器本身，而在于他们认为这三者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生态力”。这个生态力，决定着植物的正常生长，最重要的是，决定着谷物的正常生长，最终决定着自己食物供给的充足。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说，在多神教中，真正崇拜的是食物，是食物供给的稳定。目前，基督教饭前的祈祷词依然是“感谢主赐我食”，这是多神教的遗留。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这种“食物崇拜”的起源很早，甚至远在农业出现之前，而是起源于没有农业的渔猎采集时代。目前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遗址，可能就是这种宗教成型的标志。这个遗址的时间可以上溯至11500年前，那时的生活方式还依然是渔猎采集，但是，这时的人们却建造了大规模的巨石阵，用来敬神。

事实上，说“敬神”，说“崇拜”对多神教而言，是不准确的。因为祭祀仪式的真实意义并非崇拜神，而是帮助神，提高神的力量。多神教之所以构造了一些列的自然神，就是因为这些自然循环在他们看来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结果是食物供给缺乏保障。如果自然循环是稳定的，食物是有保障的，就根本没有必要构造这些自然神。

这就意味着，这些自然神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无能的，他们自身无法独立地完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需要人去帮助他们。人怎么帮助神，就是以巫术原理为基础，设计和举行可以增强神的力量的祭祀仪式。所以，多神教实质是祭祀宗教。最重要的不是神本身，而是祭祀仪式。关注祭祀是多神教的形式，其实质是关注生态循环的稳定，关心食品供给的稳定。人必须去干预自然循环，去帮助自然循环，因为自然循环自身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这样就是导致一个后果，多神教无暇去关心人自身，当然也就是不能关注人的心性了。

而一神教却恰恰相反，认为自然循环是稳定的，无需人的干预和帮助。在犹太教的《圣经》中，自然循环的稳定是通过“上帝之约”而实现的。上帝说，你只要服从我，不要违背我，我就保障自然循环的稳定，让你们有充足的食物。否则我就会通过用自然循环的紊乱，来惩罚你们。一神教的神是个全能、无限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当然包括自然循环在内，都是神创造的，也都受神的控制，神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人所要做的事不是对各种自然神进行祭祀，而是信仰、服从这个新的唯一的神。

与多神教的自然神不同，一神教的神实质上是个心性神，它拥有人的心性，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信仰神，服从神，实质上就是以神的理性为理性，以神的意志为意志，以神的情感为情感。对一神教教徒而言，信仰神实质上就是一种心性的修炼。只是他们认为这个心性是外化的，或者说自己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心性，而是以上帝的心性为心性。

也就是说，一神教出现后，西方的历史就从“无心性阶段”进入“外化心性阶段”。

毫无疑问，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对于这件大事是如何发生的，西方世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西方关于一神教最早的记忆、记载，都是一神教成熟以后的事。这个事实说明，一神教的出现并不发生在西方。

更令人吃惊的是，关于一神教的起源过程，中国却有基本详细的记载。在《尚书 吕刑》和《国语楚语》中都提到一个叫“绝地天通”的事件。但凡熟悉中国上古史的人都知道，“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时代发生的一件大事，专业的学者也都纷纷对其作出了解读，然而至今仍无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基本取得共识，即“绝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

在解读“绝地天通”中，学者们所犯的错误是，用一神教出现后的西方宗教事实和理论去解读，而在发生时间上，“绝地天通”远在西方的一神教出现之前，而且这里是中国。事实上，“绝地天通”所描述的正是一神教本身的起源过程。

所谓的“绝地天通”，实质就是“绝人神通”，把神赶到天上去。不允许他们留在在人间，断绝人和神之间的联系。神的事神自己会做，人不许去做神的事，而只须做人的事。

之所以要“绝人神通”，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人神通”的状态，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痛苦和麻烦。更重要的是，这个“民神杂糅”的状态不是中国本有的，而是“九黎乱德”，是“九黎”这个拥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带来的。而“九黎”的首领就是蚩尤，蚩尤就是和黄帝大战并惨败的家伙。而综合所有有关蚩尤的记载，可以发现，蚩尤-九黎文化与古两河-埃及文化高度一致，即是一种多神教，祭祀宗教。

这意味着，至少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古两河-埃及的文化，即多神教已经传入了中国，而且是传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导致中国文化与多神教文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黄帝和蚩尤的冲突是这两种文明冲突的尖锐表现。

黄帝打败蚩尤只是中国文化对抗古两河-埃及文化的阶段性胜利，而非彻底性胜利。颛顼时代，多神教再次卷土重来。与黄帝不同的是，颛顼不是单纯地对抗，而是吸收性对对抗，接纳了神，但是却把神赶到了天上。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天道和心性思想注入了神，将多神教的自然神改造成了天道神、心性神，并废除了繁杂的祭祀，从而形成了天帝思想，这是“一神教”的雏形。

实质上，颛顼做的事就是把来自西方的多神教中国化，用《易经》去改造多神教。改造的结果是，西方的因素少，是辅，而中国的因素，或者《易经》因素多，是主导。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元前1500年左右，西方世界所普遍出现的一神教革命，实质上不过是把中国的天帝思想引入西方，就是中国化，《易经》化。当然，中国的天帝教西传后，西方人又对其做了西方化，做了改造，这样，西方最终成型的一神教，又和中国的天帝教存在本质不同：西方因素多，是主，而中国的因素少，是辅。

人类文明的交流是连续的、复杂的、反复的，一神教的起源和传播就是一例。截取公元前2500-1500这个期间的全球文明史片段，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中国先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简单的一神教。然后，中国的简单一神教又回传西方。这个回传西方的一神教，是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都有的，当然，还是中国因素多，是主导。目前，随着考古学的进展，上古时代的中西文明交流现象越来越引起重视。但是，目前学界还普遍没有注意到文明交流的复杂性、持续性、交互性、反复性，往往犯简单化处理的错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从公元前1500年一神教出现以后，西方历史就进入了心性神教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西方人对神的关注重点发生了改变，由关外在的祭祀，转向内在的信仰，即由祭祀神，转向信仰神。神的性质也随人的态度的改变而改变，由自然神变成了心性神。这个阶段持续了3000多年，在直至17世纪才告以终结。

终结心性神教阶段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如果用主流的表达语言，西方近代哲学反对宗教迷信，倡导理性。这样的表达，遮掩了问题的实质。从实质上看，欧洲近代哲学无非是想去认识和理解人自身的心性，想把之前认为属于神的心性，拉回到人自身。自此西方人的关注重心由神学转向人学，由神的心性转向人的心性。（微信：新心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