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如何描述和勾勒全球文明史，如何才能使大家迅速地抓住全球文明史的本质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我着实废了一些脑筋，最后总结出了“六纲领、十条目”。这个“六纲领、十条目”既是全球文明史本身的骨架，也是接下来我进行论述的框架。

纲领是就全球文明史总体而言，条目是就某个侧面而言，整部人类文明史也就约化为“六纲十目”。      

在这些纲目下，现在我会先把一些重要判断提前说出来，由于非常概括，可能不是太容易理解。没有关系，只求取得一个初步印象，混个脸熟。以后在具体论述时，会详细的展开。

六纲领

第一、全球文明是一个“中-西”二元结构

    从精神气质上看，从公元前3000年到现在，全球文明可分为两块，一块是中国文明，另一块是中国之外的西方文明：包括古埃及-两河、古印度、古犹太、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文明等。

中国文明是以“人”为本，西方文明则以“神”为本。“人”就是人心，“神”就是外物，包括与人同形同性神、哲学“真理”、法律条文、物质财富、科学“真理”等。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心为本，以神为本也就是以物为本。

以人为本，以心为本，就是倡导人格独立。人格独立的理念是在中国发源的。

    概而言之，中国文明是人本文明、心本文明，西方文明是神本文明、物本文明。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 “心-物”对立，并非思想流派之争，而是中西文明冲突。

    西方文明的母体是古埃及-两河文明，中国文明的母体是古中国文明。两者精神气质差异的根源在农业耕作条件上：古中国的农业是靠雨水灌溉，而且幅员辽阔，所以农业条件非常稳定，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危及文明整体的大灾难；而古埃及-两河文明则是靠河水灌溉，而且面积狭小，经常出现毁灭文明整体的大灾难。所以，古中国人认为大自然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是无需过问的，生活的好坏完全是自身的行为造成的。故此，古中国人只关注人的问题，而不去关注自然的问题，天的问题。而古埃及-两河则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信赖的，人必须去干预自然（通过祭祀），才能增强自然的稳定性，他们关注的重点在自然上，在天上，而不在人上。

    古埃及-两河是西方文明的原初母体，古印度、古犹太、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文明都是其子孙。西方文明，就每一个具体的文明来说，是间断的，而从整体上来看，也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表现文明之间，是文明的更替；而中国文明自身就是连续的，她的连续性表现在时代、朝代之间，是朝代的更替。

第二、历史的演化逻辑：传播的，而非进化的

全球文明是一个“中-西”二元结构，但是，中西文明并非孤立、独立的发展的，从公元前3000年起，中西文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交流融合之中，直至现在。

公元前3000年是全球文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前，中西方文明独立形成；而公元前3000年后，中西文明都失去绝对的独立，开始连续不断地相互影响。

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埃及-两河文明与古中国文明是后来的所有文明的父母，后来的所有文明都是对这两种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都包含这两种文明的要素，只是比例不同。

中西文明的交流史，也就是人本文明和神本文明的冲突融合史。就整个西方文明来说，表现为一个从神本文明不断地向人本文明前进和转化的过程；而就中国来说，则是一个不断遭遇神本文明的干扰，承受混乱，并不断排除干扰，不断地恢复人本文明的过程。所以，西方的文明史总体上是前进的、发展的，而中国文明史总体上则是循环的、凝滞的。西方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而中国每一次混乱，也都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

所以，5000年来，全球文明一直为中国所主导。

从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东西方文明共出现9次大规模的交流，其周期是500年一次。

在一个文明中，每一种新思想、新制度的出现，并非天才人物天才创造的结果，而是文明间交流传播的结果。“天才人物”的作用并非表现在所谓的天才创造上，而是表现在对外来新文明的学习和吸收上。

举例来说，公元前600年左右，是一个中西文明大交流时代：波斯的法家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法家思想；印度的奥义书思想出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道家；中国的儒家传入印度，形成了佛教；中国的儒家传入希腊，再加上印度奥义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希腊哲学。所以，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释迦摩尼、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都是外来新文明的学习者，而不是什么天才。

这里必须插一句，很多人抱怨中国总出不了思想大师，总是羡慕西方总是大师辈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少，而西方文明向中国文明学习的多。西方的任何一位所谓的大师，都只不过是中国文明的学习者，他们的所谓的“新思想”都只不过是换了马甲的中国文明要素。

整部西方文明史的确是“前进的、进步”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历史本身就是“进化的”。所以，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发现“进化论”，绝非是他单纯观察那堆骨头的结果。恰恰相反，置身西方文明中，达尔文是头脑中先有了进化论的观念，然后再用这个观念去解读那堆骨头。主流的观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看成“纯科学”，大谬之极。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不是来自科学观察，而是来自历史影响。

中国人去观察达尔文的那堆骨头，绝不可能得出“进化论”的结论，因为在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中，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