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是中国父权制度中对女性非常有影响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苏南农村乡镇企业兴旺后，婆媳之间的等级关系完全倒了过来。马笑冬在无锡一个叫姑亭庙的村庄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发问：为什么乡镇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媳妇的地位，降低了婆婆的地位呢？这种改变了的婆媳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这种变化如何与性别问题、与妇女解放相关？一篇好的文章提出的一定是好的问题，马笑冬在《最后一代传统婆婆？》中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非常好的问题，她把婆媳关系看成是有深刻社会内涵的问题，并且从性别等级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她在《最后一代传统婆婆？》中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首先是从传统的家族制度看婆媳关系的实质。马笑冬认为婆媳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她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是：如果妇女压迫妇女是传统家庭中的基本形式，那么它如何与传统家族的父系、父权和从夫居这些特征相关联？为什么男性统治会允许一部分妇女有较高的地位？这样的妇女是代表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还是男人的利益？在家族制度中，“女性等级”和男女性别等级是一种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她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建构传统家族体制的三大原则，即性别、辈分和年龄以及它们与妇女生育角色的关系。性别原则确立了父系制；辈分原则确立了代与代之间的秩序、责任和义务，虽然由于父系制的确立使妇女在地位上低于男人，但在这个体制中很难在辈分原则中把某一性别成员排除出去；年龄原则确立的是长幼秩序。马笑冬作了总结：家族等级制的三大原则对妇女在家庭中角色和地位做了明确的规定。性别原则决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辈分和年龄原则使妇女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晚辈的尊敬和抚养。但是要使辈分和年龄的原则给妇女带来好处，则完全取决于妇女的生育，妇女最重要的角色是生儿子。

马笑冬敏锐地感觉到，婆媳关系是家族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她的分析框架也把妇女在家族制度中复杂的处境勾勒清晰，她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从传统的家族制度来看，婆媳关系是“由父权体系所设立，由妇女自己来操作的压迫制度”。遗憾的是她在试图回答自己在这一部分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没有回答：这样的妇女（指地位高的妇女）是代表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还是男人的利益？这个问题好在可以让我们明白，女性在传统的家族制度中所获得的利益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家族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女性的能动性，使她们自觉地参与了家族制度的建构。

其次是从分家看婆媳关系的实质。当家庭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常常以分家来解决问题，婆媳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比其他成员表现得明显和强烈，这里马笑冬用沃尔夫“母体家庭”的概念来分析，“母体家庭”实际上指的是母亲与儿子间的紧密联盟，婆婆和媳妇各自有一个母体家庭，这两个母体家庭在大家庭中是互相矛盾的：儿子是母亲唯一的养老资源，对于媳妇来说，丈夫是自己养老资源的投资者，所以也是自己的养老资源。婆婆和媳妇都在争取和依赖同一个男人，她们和这个男人有着亲密的血缘或婚姻关系。在媳妇的养老资源上投资多了，给母亲的就少了，所以，费尽苦心经营“母体家庭”，和另一个女人竞争儿子对自己的孝心就成了婆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马笑冬从经济角度揭示了婆媳关系的实质，她们争夺的是养老资源。

如果说婆媳之间争夺的是养老资源的话，那么当经济的变量影响了养老模式，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会出现变化，这也是苏南农村婆媳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第三步，马笑冬从家庭资源控制权的转移来分析媳妇是如何占了上风。马笑冬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了苏南农村出现了两个对女性有意义的变化：

一、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家庭占绝对优势。这暗示了农村代与代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养老模式的改变。核心家庭的管家大多是媳妇，马笑冬认为这实际上是年轻人对付两代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家庭策略，让婆媳在前台公开冲突，男人则躲在后面。我认为马笑冬在这里忽视了一些问题，因为这种策略能够流行，本身就说明媳妇在家庭中确实是有一定地位了。媳妇是这样解释她们抓住管家权的：“这村里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赌博，我们要不抓牢钱，钱就都没有了。”这说明媳妇有控制家庭资源的理由和愿望，并且实现了这种愿望。但是如果媳妇没有实力，是难以实现这个愿望的，那么媳妇的实力来自哪里？我觉得媳妇的实力来自于乡镇企业给农村妇女带来的经济上的支撑，当媳妇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养老模式都会发生变化，从而也改变了传统的婆媳关系。

马笑冬分析了彩礼和嫁妆的再建构，家庭在儿子和女儿身上的投资从小到大都是不一样的，教育和婚姻投资是在子女中进行重要的家庭资源的分配，由于从夫居的婚姻特点，所有投资在女儿身上的资源都是没有回报的，投资在儿子身上的资源并没有外流，并且是有回报的，所以家庭总是把更多的资源投资在儿子身上。只有那些富裕的家庭在满足了儿子的婚姻需求后还有财力，才会考虑女儿的教育和嫁妆，但是这在改革开放前普遍贫困的农村，父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笑冬的调查发现，现在父母在女儿嫁妆上的投资多起来了，这笔花在女儿身上的钱完全是为了女儿的福祉，父母不图养老的回报。马笑冬认为这是农村婚姻体制中最实质性的、最有意义的变化。因为为女儿提供好嫁妆提高了年轻妇女的自信和自尊心。我觉得这里其实看不出嫁妆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因为嫁妆量多起来的同时，彩礼的量同样也增加了，婚姻的从夫居性质没有改变，父母在儿子和女儿身上的投资除了量上的变化，在结构、比例、和性质上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只能说明现在农村富裕了，父母可以有财力化在女儿身上了。而嫁妆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乡镇企业为年轻的姑娘提供经济来源，在嫁妆中有一部分是妇女自己挣来的，乡镇企业的兴旺，使年轻的女性出嫁时不仅从娘家带来了一份财产，她还带来了继续创造财产的能力，这才是提高女性自尊和自信最重要的因素，是年轻的媳妇掌握管家权最有力的支撑，也是这一代媳妇养老模式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

二、养老模式的改变。乡镇企业为年轻的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经济上的独立，年轻妇女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当年轻的媳妇出来就业时，她把母亲的角色一部分转移给了婆婆，这一代媳妇获得了解放，而她们的婆婆为此付出了代价。

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生活在新旧夹缝中倍受煎熬，她们是实实在在为彩礼和嫁妆做准备的人，并被这个过程所束缚和影响，当家庭小型化后，她们苦心经营的“母体家庭”崩溃了，儿子不再与她联盟，而与媳妇联盟，她们失去了传统的资源，而新的社会资源又不被她们所拥有，她们的养老依然需要依靠儿子，而小型家庭的资源控制权掌握在媳妇手里，婆婆的养老资源也就被媳妇所控制，媳妇要求婆婆为孙子付出劳动来换取养老保障。于是传统婆婆在完成了传统的付出后，还必须继续付出新的劳动才能够获得养老资源。

马笑冬担心“当媳妇们毫无愧色地要求婆婆的劳动力时，她们呕心沥血为儿子积累资金的努力也可能会把她们置于和她们的婆婆相同的位置。”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之所以被称为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意味着不会再有一代人会重蹈她们的覆辙，因为只有这一代媳妇可以控制她们没有资源的婆婆，这一代媳妇为儿子婚姻的付出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她们在儿子结婚后依然可以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所以儿子并不是她们唯一的养老资源，她们自己控制着自己的养老资源，并且她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的回报，这一代媳妇成为婆婆后，她们的媳妇根本控制不了她们，农村的发展前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将被社会化养老模式所代替。于是我们发现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是最痛苦的一代，她们被上一代的妇女所压迫，又为下一代的妇女解放付出代价。在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上，我们常常发现，当年轻的妇女获得了某种解放时，总有老一代的妇女需要承担痛苦，就象中国妇女从裹脚中解放出来时，最后一代小脚妇女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她们裹脚时少。

婆媳之间冲突的实质是竞争和控制养老资源，当养老模式发生根本变化后，婆媳之间的根本冲突也就不再存在。所以在城市里，婚姻的从夫居已经不存在，养老社会化，婆媳冲突就淡化了，家庭矛盾呈多样化发展，由此也可以证明马笑冬对婆媳关系的分析是极其有道理的。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