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和方法   

    因为要做研究生课程的一个作业，这个作业要求用人类学的方法，选择一个少数民族的妇女做个案研究，主http://s16/mw690/513a6093hcdb6c176a01f&690要探讨性别和民族身份对一个女性人生的影响。我选择了一个出生在新疆，因婚姻关系迁移到上海的维吾尔族妇女古丽娜作为研究参与者。

    我对古丽娜做了两个小时的采访，整个采访过程做了录音，本研究的资料都是根据两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来的。因为采访需要了解古丽娜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会涉及到她个人的隐私，为了保护她的权益，我在采访前说明了我的采访目的和方法，明确告诉她我在采访时需要录音，可能会公开发表，我们需要签订知情同意书。完成采访后我与她一起讨论了知情同意书，商定在使用这些录音资料时，不具真名，关于她需要保密的内容在知情同意书上注明，在研究中不允许涉及。

    采访在古丽娜家中进行，那天他丈夫因交通事故腿受了伤，正在家养伤。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他们在国外读书的女儿正放暑假也在家里，她礼貌地为我倒了饮料。古丽娜居住的是三室两厅的商品房，小区的环境很好，这意味着古丽娜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客厅的摆设与上海家庭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一进卧室你就很能感觉到新疆的民族风味，维吾尔式的地毯、家具、乐器，在这样的环境里，古丽娜身上洋溢着民族自豪感。采访是在古丽娜女儿的卧室里单独进行的。

古丽娜简历  

    古丽娜1958年出生在新疆伊犁，爷爷奶奶是资本家，父亲是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文革期间他们都受到了冲击，母亲是新疆财大毕业的，古丽娜有兄弟姐妹一共7个，在古丽娜12岁时母亲去世，那时最小的妹妹只有六个月，父亲在五七干校，姐姐作为知青插队去了，家里剩下12岁的古丽娜照顾弟妹。

    古丽娜的丈夫是出生在上海的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的风俗是在本民族中通婚，所以生活在上海的维吾族人会回新疆找配偶。古丽娜和丈夫是姨表亲，他们的母亲是姐妹，1979年古丽娜的丈夫到新疆找配偶，他们便认识结婚，结婚后古丽娜就跟着丈夫到上海。

    古丽娜离开新疆前在一家医院当牙科医生，到上海后也被安排在一家医院里当牙科医生，因为接受不了众人的好奇和语言不通，在她的要求下调到工厂，1991年她考入中央民族学院，1994年毕业，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一个从事民族和宗教工作的机构。

    古丽娜有一儿一女，目前正在国外读书，她和丈夫都是国家公务员，生活稳定。

研究理论

    古丽娜是1979年由新疆迁移到上海的，她的迁移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前，她的迁移与一般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使用有关迁移与妇女地位的关系理论分析古丽娜的个案时，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个特殊性。

    评估迁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地理位置的移动仅仅是作用于两性关系和改变两性关系诸多社会力量当中的一个；另一个原因是，与之有关的经验性证据零零散散、极不完整。（玛尔塔·廷达、卡伦·布思1988）1本人对新疆民俗没有研究，古丽娜的个人经验又是个性化和零散的，所以在理解和分析古丽娜口述中的有关民族经验时会受到影响；另外我是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的教师，古丽娜曾经是我们学校的学员，我的老师身份和汉民族的身份也会影响她对自己民族经验和性别经验的表述。

    影响妇女地位的因素很多，且地位并非绝对，如一个妇女在家中地位很高，但在政治场合则没什么地位。（卢蕙馨）2许多民族志的资料显示，“地位”应该是受多项因素的集合体，因此，女性不只有一种地位。（卢蕙馨）3所以我在研究时比较注意影响古丽娜地位的各种因素，重点分析工作和家庭领域中，民族、性别、地域因素如何互相交织，影响她个人的发展。

采访时间：2004年9月8日

采访地点：古丽娜家

楷体字是古丽娜的原话

婚姻从被动开始

    汉语字典上对民族一词的解释，使用的是斯大林给民族下的一个经典的定义“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于一个离开本民族生活地域，到另一个民族生活地域去生活的人来说，关于民族的一些“共同性”就失去和逐渐淡化了，与本民族的联系纽带慢慢松懈，逐渐被他民族同化。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和宗教习俗使他们的民族纽带相对比较牢固，维吾尔族人的相貌很特别，高鼻子、凹眼睛，非常漂亮，他们的长相很容易与欧洲人混淆。在汉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很容易被辨认，所以即使他们离开了新疆，他们的相貌经常可以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是另一个更重要的纽带：

•     维吾尔族有规定，一定要与本民族的人结婚，一般不大与外民族的人结婚。清真一神教规定，一个穆斯林与别的宗教比如佛教、天主教人结婚，把他们引进伊斯兰教是好的，男的娶非穆斯林的女的，就是引进来了，但是也不是随便可以娶的。女的嫁非穆斯林的就是出去了，是不允许的。如果嫁了就是违反了宗教习俗，严重的有些父母就与女儿断绝关系。

    所以那些生活在上海的维吾尔族人也要回新疆找对象，因为都不认识，所以大多都在亲戚里面找。古丽娜的丈夫是1979年7月到新疆，10月1日他们就结婚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他们从认识、求婚、聘礼、婚宴和新娘离开父家到夫家都是毫不暂缓地密集进行，这对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女性来说是很恐惧的。

•     我丈夫看上了我，他父亲就与我父亲说了，我家里其他人都知道了，就我自己不知道，9月中旬他们才告诉我。听说要结婚，我很意外，哭了，跑到朋友家。我没有想到要结婚，我说我还要读书，最起码25岁结婚。周围的人都劝我。

    古丽娜的反抗是很本能的，并不是因为她对这个男人不满意，而是这个男人对她来说太陌生，事情来得太突然，她没有心理准备。而21岁的她，婚姻的概念并不是很正面的：

•     维族对女人的要求是结婚后一定要听老公的，为老公服务，什么都为他准备好。男人回家，女人就给他倒水喝，他就坐着喝水、吃饭、抽烟、看报。新疆的男人都不做家务的。女人上班，就更苦了，自行车前面装着菜，后面驮着孩子，回了家就赶紧烧饭。

   古丽娜很明白，结婚意味繁重的家务和责任，她的生活将非常辛苦。

• 男人结了婚，什么事情也是先跟母亲商量，如果婆媳意见不一致，就要听母亲的。

    古丽娜也很明白，结婚以后，她的地位在婆婆和丈夫之下，她不能随心所欲，所以她根本没有想过那么早去结婚，其实在内心深处，她需要延长姑娘的角色所拥有的相对轻松的生活。但是她知道，她的反抗是没有用的，

• 婚姻是听父母的，我姐姐也是我父亲做主介绍结婚的。我们维吾尔族习惯，女人结婚一定要跟老公走的，不可以分开的。

    结婚意味着古丽娜必须立刻离开她熟悉的生活环境，到另一个遥远的、完全陌生的世界去生活，而对那个世界她一无所知。

    从夫居的婚姻对女性来说是很有压力的，女性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她们必须服从以便于融入她们新家庭繁衍的策略，且以尊重长幼有序来与家人相处。两性不平等实际上来自于结婚和社会习俗强迫新婚者选择居住形式。”（雅克·勒穆瓦纳）4

    古丽娜的婚姻并不是她的一种主动选择，她甚至连思想准备都没有。虽然她可能获得的是一次可以帮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机会，但是她愿不愿意为了婚姻离乡背井到一个遥远的、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完全陌生的世界去生活？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理解她的感受，尊重她的意愿。“自古以来，两性关系就如同韦伯（Max Weber）说的，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到、常常被忽视（但是却仍然到处存在）的是男人主宰女人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凯特·米列1970）5古丽娜从父家到夫家的过程，反映了当时新疆的宗教和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和控制，妇女对自己人身的控制权是相当有限的，她们的生活被男性的意志所决定，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

    妇女地位改善和恶化可以通过比较迁移前后她们在经济和非经济交换中的地位进行评估（玛尔塔·廷达、卡伦·布思1988）6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迁移对古丽娜的影响。

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让人害怕

古丽娜刚到上海，语言不通，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来说，她是一个“外来者”，

• 刚到上海好象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很害怕，不敢出去。

    对一般人来说，家是熟悉而安全的地方，但是对古丽娜来说，家里也是陌生的，连夫妻之间的沟通也有语言障碍，对于夫家来说，她也是一个“外来者”，

    语言一点都不懂，他们家人都说上海话，他父母跟我说新疆话，跟丈夫交流时他说普通话，我说新疆话。

上海的住房很紧张，丈夫家虽然是清真饮食，但是与新疆很不一样了，虽然她来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新疆更先进的地方，但是这些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双重“外来者”的身份使她到哪里都找不到安全感，她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 我刚到上海时天天哭，给我父亲写信说上海一点都不好。

    因为语言不通，古丽娜很害怕与人交往，但是上海人却对她的异族情调很有兴趣，古丽娜是个非常漂亮的维吾尔族女性，她1979年到上海，那个时候上海的新疆人和外国人很少见，出于好奇，外国人出现在街头就会遭到围观。因为新疆人的长相比较接近欧洲人，所以新疆人会被误以为是外国人，不过即使是新疆人，上海人也会感到很稀奇。那时候上海人穿的还是“毛式”服装，古丽娜一身鲜艳的维吾尔族服装特别显眼，她一上街便遇到了围观：

• 马路上人家看着我都说：“外国人，外国人”。有时候为了看我，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会撞在一起。有的人还拉着我问：你的眼睫毛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说上海话我根本听不懂，走路还可以，不能停下来，我一停下来，人家也停下来看我，我怕得逃也来不及。

    虽然周围的人并无恶意，甚至都是赞美和羡慕，但是强烈的好奇让人产生的是强烈的异类感，这种感觉使人无法融入群体，而人是群体动物，没有群体归属感的人就会孤独和害怕。

民族身份的优势

    古丽娜的迁移是按国家规定的规则进行的，所以她的民族身份在上海是一种资源。1979年的上海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户口管理非常严格，异地结婚的夫妻进入上海很难，很多夫妻因此长期分居两地。对于少数民族国家有优惠政策，古丽娜的民族身份使她很容易通过婚姻关系获得上海户口，当时的上海户口意味着你不仅可以在上海生活，还可以拥有一份工作。那时上海的少数民族不多，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比较周到。古丽娜在新疆是牙科医生，到上海后她被安排在一家区级医院做牙科医生，但是她只做了一个月。医生要和病人打交道，她只听得懂普通话，写病历用的是拉丁文，病人对她很好奇，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来看“外国人”，这些都对她造成了心理压力，她不希望跟人打交道，要求到工厂工作。于是她被调到仪表系统的一家国营大企业做质量检验员。那时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她是从一个专业技术岗位调到了一个普通岗位，这两个岗位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两种岗位对个人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工作时给人的感受更不一样，

• 进了工厂，觉得自己像一个聋哑人一样，每天做一样的事，像个傻子一样，这种活，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做。80年到94年我在工厂，13年浪费了。

语言是她发展的最大障碍

    古丽娜在新疆时就一直渴望再读书，到上海后由于语言障碍，她这个愿望一直难以实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她学习语言，在工厂工作也难以获得进修的机会，在工厂13年，她跟同事学会了说普通话和上海话。当孩子上学时，她就跟着孩子学写汉字。

• 如果我在新疆读的是汉语学校，我到上海就可以继续学习。语言上的障碍对我个人的发展阻碍很大，没有这个因素，我肯定更好。所以我没有让我的两个孩子学维语。我自己讨厌了，我就怪我父亲为什么不把我送到汉语学校，在新疆到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自己可以选择的。

    其实古丽娜的语言能力比一般人强，她会说土尔其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会写拉丁文，因为她生活在汉语世界，她的汉语写作能力比较差，很影响她的发展，而其他语言优势在她生活的环境中难以发挥作用。后来随着上海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各种语言的需求也提高了，区里、安全局会来找她翻译一些文件；她丈夫是公安局工作的，有些是通过他的关系找她翻译，语言优势慢慢显露出来，但是机会有限。后来她参加高考，获得了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机会，她这才受到了正规高等教育。毕业后她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一个民族机构工作。

    虽然古丽娜在上海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是“外来者”的身份在心理上一直困扰着她，在内心深处对上海依然存在着陌生和紧张的感觉。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她必须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她需要融入这个世界，她时刻担心这个世界是否接纳她，她的这种担心和语言障碍交织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种自卑心理和压抑感。

• 我是从新疆来的，做什么，说什么，都会想会不会做错了，会不会说错了。我们单位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在上海长大的，他们汉语比我好，我总觉得自己汉语水平不高，心里一直想我是新疆来的，说话没有他们好，我不行。一直这样的，心里很闷，有一种压抑感。到现在我还是感到有点紧张。

我们夫妻关系更像上海人

    上海是一个移民开放城市，传统观念比较少，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上海很早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西方女权思潮的影响。上海的社会性别话语相对比较平等，上海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比较高。上海的男性很早就介入家务劳动，比较平等地与妻子相处。古丽娜当初是带着新疆的社会性别观念到上海的，

• 我一开始以为我从新疆嫁到上海，结婚了，嫁给他，我就是他的女仆了。

    她在上海的家庭生活与她想象中的不一样，她的夫妻关系还是比较平等的。古丽娜的丈夫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从小受到的是海派文化的熏陶，在意识形态上他更像一个上海人，所以他结婚以后，很自然地与妻子分担家务。

• 我们夫妻关系更像上海人，他也干家务。洗衣服，洗尿布都帮着做，这种事新疆男人根本不会做的，他在上海长大，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没有。下班，谁早谁就先烧饭。家里大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钱两个人都不管，放在抽屉里，要用就去拿，多了就存银行，他也不用存私房钱。

    古丽娜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拥有一份工作和一个比较平等的夫妻关系，在家庭中，她有家庭事务和家庭经济的决策权，但是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在家庭中她拥有更多的是家务劳动权。

• 孩子小的时候我很苦，他在公安局工作很忙，两个孩子全部托在我身上。他回来就帮着一起做，不回来就顾不着。一直到孩子住校读书我才轻松了。

    古丽娜逐渐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上海一直是中国比较先进的城市，它有很多发展资源可供利用，生活在上海就意味着拥有资源，为了让弟妹们有更好的发展，古丽娜让弟妹们一个一个到上海来读高中。

•     他们来上海就住在我家，我们只有一间屋子，丈夫也感到烦的，那时丈夫很忙，他们来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可以帮我一起带孩子。上海的教育质量高，在上海读完高中回去考大学就容易。现在我弟弟妹妹都很好。

总结：

    父权制对市场产生的性别等级构成的影响是通过阶级构成所显示的，而家庭等级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妇女地位和婚姻状况以及对被供养人（年幼或年老）行使的基本责任等来显示的。因此，对迁移是如何改变妇女地位的评估不仅仅是由迁移前她们在市场范围和阶级构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还由她们的婚姻情况、地位特别是由婚姻和地位提供的共同决策权和享用其他家庭成员所挣资产权所决定的。（玛尔塔·廷达、卡伦·布思1988）7如果用这样标准来衡量，古丽娜迁移后，她获得的是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工作方面民族身份帮助她获得了重要资源，她在新疆虽然是一个牙科医生，但是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通过短期培训上岗的。这样的背景在上海做医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上海是一个大城市，管理比较规范，医生是一个专业岗位，必须接受正规的训练才能上岗。如果古丽娜当时坚持做医生，她必须在医学方面进修，但是她语言不通，孩子小，家务重，这些都是民族和性别身份带来的障碍。要越过这个障碍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虽然到工厂去是古丽娜的自主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受条件限制和情绪困扰的，她刚到上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她是一个孤独的“外来者”，她害怕人们把她当动物一样围观，她想离开人群躲起来。其实她当时选择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对她意味着什么，所以她现在回过头来评价她在工厂的13年是“被浪费了”。由于地域差别，在新疆，古丽娜可以从事一份专业技术工作，到了上海，她就难以维持她原来的职业。但是作为少数民族，她得到了比本地妇女更多的资源，她要求到工厂去，国家出于对少数民族的照顾，给她安排的是当时比较好的企业。当上海进入实质性的改革时，国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古丽娜所在的仪表系统也是属于受冲击比较大的行业，作为一个普通女工，古丽娜是属于“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是改革中最弱势的群体，上海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女工处于下岗失业状态。古丽娜却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争取到了一个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机会。这与她的民族身份直接有关，也与她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学习的精神和一定的学习能力有关。由于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古丽娜在上海获得的是比上海本地妇女更多的机会，在同事们下岗的时候她，她却避免了冲击，进入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获得稳定的工作和不低的收入。

    在家庭生活中，上海的夫妻关系比新疆的更平等，古丽娜在家庭中享有共同决策权，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但是上海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虽然比较高，事业和家庭角色冲突严重，妇女在工作和家务中疲于奔命。古丽娜对自己的语言障碍一直耿耿于怀，其实语言障碍并不是她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影响她逾过这个障碍的最重要因素是性别身份。她结婚后就怀孕生孩子，当时社会还不开放，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很低，生活也不富裕，她请不起保姆，她的丈夫很忙，身边也没有老人可以帮助她分担家务，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已经十分劳累，虽然有丈夫可以帮忙，但是这种帮忙并不是可以指望的。那时即使有读书机会，她也无法摆脱家务去读书。上海男人干家务是很出名的，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男人依然可以以事业为重，而女性很难不为家庭考虑。社会对于女性的家庭角色期望还是要比男性高，“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但是性别操控仍然是我们文化中最冥顽不灵的基本权力结构。”（凯特·米列1970）8所以影响古丽娜发展的不仅仅是民族身份带来的语言障碍，还有性别角色带来的压力。在上海的文化氛围中，性别的不平等是很隐蔽的，很多上海女性感觉不到性别歧视，而事实上两性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影响上海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说，迁移给古丽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她要比改革开放后，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到上海的少数民族妇女更幸运，她的生活一直处于有保障的状态，在迁移过程中，她的民族身份虽然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更多的是资源和机会，她受到了计划经济和民族政策的保护，所以在工作方面她比上海本地的妇女更幸运。而在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的社会里，性别因素时时影响着她的个人发展，而她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与她一直不断地寻找机会学习也是有关系的。她跟着孩子一起学写汉字，参加各种报告会，培训班，她的努力帮助她能够跟上这个高速发展的城市的生活节奏。

    她的两个儿女非常优秀，这是她感到最自豪的地方，她告诉我，这是她一生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