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献初《音韵学要略》（第三版） 商务印书馆出版

《音韵学要略》第三版后记 

《音韵学要略》教材出版已经十二年了，配套讲授“音韵学课程”曾为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由超星公司随堂录制为“超星学术视频”，有81集在网路上广为流传。诸如百度云网盘、腾讯视频等多家网络，以及众多大学网络课程，均有转载，修习音韵学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各类音韵学爱好者，很容易获取视频课系统学习。

学习音韵学相对较难，看视频需有配套教材参照，因而教材需求量连年增加，《音韵学要略》第一版、第二版虽然多次印刷，网上仍时或缺货。读者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间或发现问题、指出错讹，积极反馈到作者处。于是，商务印书馆动议编印“《音韵学要略》第三版”，得到作者的认同与配合，就已提出及新发现的问题，作了认真的修改。王  编辑于第三版编校用力甚勤，订正、更新音标，核正文献及其出处，规范文字及标点符号，使三板教材整体质量得以提高。在此深表谢忱！                                                                             万 献 初   二0二0年五月一日于咸宁旧居

《音韵学要略》后记

音韵学是较难讲的课程，虽然讲授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但每位老师的讲授各有其思路和逐步推进的脉络.同学们如果没有讲义对着看是难以听课的，而且老师的讲授顺序最好是与讲义同步，以便同学们循序渐进地理解和复习。所以，不先写好讲义就讲课，或是借用别人写的教材来应付，都可能讲不好也学不好。

勉力承乏，在武汉大学讲授音韵学课已有数年。自己编写的音韵学讲义，一直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使用，每次都是让同学们复印，不胜烦琐，于是教学管理部门建议提交出版，以方便以后修此课的同学们使用。

这着实让我有些为难，写一本自己讲课的讲义是一回事，出版一本音韵学教材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讲义初写时很花了些力气和时间，自认有一定的基础，每讲一轮后又吸收同学们的意见修订一次，但还是感到离出版的水平仍有一定的距离。总觉得出版一本书，应该有较多自己的创见，而在音韵学上多有创见谈何容易。实在要出版.就得好好修订，于是就多读同类型的教材。陈新雄先生《古音研究》（153页）说“编一部教科书，纵然未有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即为一极佳教科书。”这就使我对于缺少创见的担心减少了一些，多用心去做搜罗和抉择的工作，在条理清晰上多下工夫。

我的音韵学是多年前在“中国音韵学会二期音韵班”上学的。那时办班很慎重，学员是各高校的教师.班上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1岁。教师阵容强大：严学窘老师教概论和汉藏语比较，邵荣芬老师教上古音，唐作藩老师教中古音，李新魁老师教等韵学，杨耐思老师教近代音，罗安源老师教国际音标和普通语音学，赵诚老师教商周金文音系，还特请李方桂先生、邢公畹先生等来作专题讲座。老师们不但水平高，而且都很投入，要求很严格：国际音标一个一个地发音，练习了近一个月；韵脚字一部一部地系联，马虎的要返工；仿照《韵镜》将《广韵》所有小韵连带反切填人韵图，体味等韵学的奥秘所在，等等。由此而真正体会到音韵学是“实学”，需要口耳相传.更需要扎扎实实下工夫去实际摸索，很多看似玄虚的问题听起来似懂非懂，动手去倒腾几个来回就清楚了，并非真是“绝学”。

因此，知道写教材要注重实用性，不必强求新异。正如何九盈先生《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前记”所说：“与其标新立异，不如采取一个比较公允而又有相当影响的体系；与其大谈原理，不如尽量注重它的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就是要从初学者的角度出发，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讲透，一步一步地弄懂，一层一层地推进，最终达到系统地把握的程度。还要加强可用于实践的材料和内容，给人讲十遍如何开汽车，不如教他自己开上十公里。当然，先要把开车的原理、方法、程序、注意事项一一讲明白，并一一开列出来，让人随时可以查找和对照。硕士阶段我师从北师大王宁先生学文字训诂，博士阶段师从武汉大学宗福邦先生学音韵训诂，两师均强调音义互联的重要性。“因声求义”和“以义正音”同样都注重实用性，教材对此也要给予相当的重视。

基于这些体会，结合同学们听课的感受和要求，对原讲义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是否能达到预想的“实用性”目标，还得靠教学实践和同学们的使用反馈来检验，不足处必然存在，以后还会边用边听意见边修改的。

因是通论性教材，参考同仁们的著述、教材很多，未能全都标注出处，在此一并感谢！历届修习音韵学课程的一些同学，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有的指出讲义的错讹，有的提出修改建议，有的仔细做校读、校对工作，使本书的质量得以提高，难以一一具名，在此一并感谢！

武汉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分社的王雅红社长和陶洪蕴、胡国民编辑，为这样一本繁难的书争取立项并耐心编校，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深表谢忱！

                                万献初   2008年6月1日于珞珈山东山头寓所

音韵班毕业合影

绪　论

汉语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是研究汉字的历史读音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

音韵学通过分析汉字的读音，归纳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然后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从而探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罗常培先生说：“音韵学就是分析汉字或汉语里所含‘声’‘韵’‘调’三种元素，而讲明它们的发音和类别，并推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古今流变的。”

音韵学是语音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汉语的历史读音，故属于历时语音学范畴。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语音学分出音系学一支，音系学又称音位学，主要研究一定的语言中最小语音单位的应用功能及其组合规律，注重语音的系统性。我们的传统音韵学一直着力于研究历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及其组合规律，用现代观点看，可视为历时的汉语音系学。历时性、系统性是汉语音韵学的两大主要特点，普通语言学、音系学则是音韵学的两大基础学科，必须先掌握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才能学好音韵学。

音韵学又是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是汉语的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研究汉字的学问叫“小学”，也就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它主要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分别研究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谓“六书”，起初不过是通过分析字形构造来教蒙童识字的实用型文字教授方法，因为是教“小学生”的，故汉代把文字学称为“小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汉字的意义后人越来越难理解，小学就逐渐变得深奥起来，为了考求字义，给古书中的文字作注解的训诂之学就应运而生，小学就有了训诂学的内容。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中的词，词的产生远远早于记录它的字形，词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则文字首先是语音的载体，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就很难去推求字义。邢昺《论语注疏·述而》引郑玄语：“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段玉裁在《寄戴东原先生书》中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章太炎则在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序》中强调语音在语言文字学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可见，音韵学成为传统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然的。

传统小学的文字、训诂、音韵三大门类中，系统研究字义的最早专门著作是《尔雅》，系统分析字形的最早专门著作是《说文解字》，都成书于汉代，而系统记录和分析汉字读音的专门著作则相对后起。相对于汉字结构来说，人们对汉语音节结构的认识要迟一些，慢一些。最初辨析字音时，只能作些比喻性的描写或近似性的标音，如汉代典籍用“急言、缓言、急气、缓气、长言、短言、闭口、横口”等术语来描写读音，用“声同、声近、读若、读如”等术语来标示近似的读音。这些早期的语音材料往往与训诂纠缠在一起，还远谈不上专门而系统的语音研究。汉末至魏晋时期，随着佛经的传入，学者利用梵文的拼音原理来分析汉字读音的声、韵、调结构，在民间反语的基础上，改造并创制了反切注音法。我国自古就有诗歌讲究押韵的传统，汉字的双声、叠韵现象很早就得到认识，并被用于语音构词和韵律调和之中。六朝诗文骈骊之风炽烈，韵律讲求极盛，反切法遍行之后，把相互押韵的韵脚字归纳到一起，编成各种审声辨韵的音韵类著作，一时间蔚然成风。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

“音韵锋出”的局面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想见，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出现的韵书是三国时魏人李登的《声类》，之后是晋代人吕静的《韵集》，再以后历代都有人编录韵书，如南朝时沈约、周颙发现汉语字音的四声变化，沈约写有《四声谱》一书，倡导并运用声调的平仄规律来写诗，其“永明体”开中国格律诗的先河。四声的发现意义重大，使汉语字音的分析由声、韵二分进入声、韵、调三分，此后的韵书以声调为纲收录同韵字遂成定例。

众多的早期韵书都已亡佚，今传最早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唐人将其扩充为《唐韵》，宋人又扩充为《广韵》，这三部韵书的语音系统是一脉相承的，传统上称为《切韵》系韵书。它们在编纂时的主旨是为写诗作文提供审音押韵的规范性依据，而客观上则为汉语音系的研究准备了丰富而又系统的语音资料，成为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汉语音韵学最为重要的典籍。由于有大量的韵书出现，隋唐以后的官修韵书又作为科举功令的范本，地位很高，因而音韵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问，与文字学、训诂学并列为传统小学的分支学科。《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后序云：“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书。”“声韵”指音韵学，“体势”指文字学。汉魏六朝还出现了大量随文注音辨义的“音义”书，如《毛诗音》《礼记音》《汉书音义》等，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音义书的集大成之作，其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仿效之作，如《晋书音义》《列子释文》《孟子音义》等，所以清人谢启昆的《小学考》就分小学为“文字、声韵、训诂、音义”四类，音义书所注的音切也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韵书实际上导源于音义书。

早期韵书是不直接标出声母的，唐末僧人守温定三十字母，用单个汉字来表示当时汉语读音的声母，宋初人补充为三十六字母，成为古代声母系统的标目字，也就是声母的代用符号系统，为汉语音韵学中的声母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唐宋以降，一方面，由于语音的历时变化，《切韵》系韵书与当时的实际读音有出入，有人就合并《切韵》系韵书的韵目，使作诗用韵不至于太繁细；另一方面，由于“声、韵、调”分析都有明确的指称或代用符号可用，又受梵文等拼音文字的影响，有人便创制了等韵图，用图表的方式来展示韵书所收反切字的语音地位（声、韵、调）。为了解说等韵图的内容，又产生了一系列音韵学的新术语，使传统音韵学的审音更为精细和准确，理论色彩也就更为浓厚，等韵之学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系统性。无论是合并韵目的后出韵书，还是图示韵书内容的早期等韵图，都还只是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反映的语音系统基本上相同，都是《切韵》音系（或称《切韵》—《广韵》音系）的内容，而没有直接反映各时代的实际语音，这显示了《切韵》系韵书、韵图的一贯性和保守性。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总结了当时元曲的押韵规律，开始以时行的北方口语语音为依据，研究并系统展示了时音的语音系统，使韵书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后，不断有研究和反映近代汉语实际语音的音韵学著作（韵书、韵图、论著等）出现，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向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历程积累了丰富的近代汉语语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