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要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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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承乏,在武汉大学讲授音韵学课已有数年。自己编写的音韵学讲义,一直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使用,每次都是让同学们复印,不胜烦琐,于是教学管理部门建议提交出版,以方便以后修此课的同学们使用。
这着实让我有些为难,写一本自己讲课的讲义是一回事,出版一本音韵学教材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讲义初写时很花了些力气和时间,自认有一定的基础,每讲一轮后又吸收同学们的意见修订一次,但还是感到离出版的水平仍有一定的距离。总觉得出版一本书,应该有较多自己的创见,而在音韵学上多有创见谈何容易。实在要出版.就得好好修订,于是就多读同类型的教材。陈新雄先生《古音研究》(153页)说“编一部教科书,纵然未有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即为一极佳教科书。”这就使我对于缺少创见的担心减少了一些,多用心去做搜罗和抉择的工作,在条理清晰上多下工夫。
我的音韵学是多年前在“中国音韵学会二期音韵班”上学的。那时办班很慎重,学员是各高校的教师.班上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1岁。教师阵容强大:严学窘老师教概论和汉藏语比较,邵荣芬老师教上古音,唐作藩老师教中古音,李新魁老师教等韵学,杨耐思老师教近代音,罗安源老师教国际音标和普通语音学,赵诚老师教商周金文音系,还特请李方桂先生、邢公畹先生等来作专题讲座。老师们不但水平高,而且都很投入,要求很严格:国际音标一个一个地发音,练习了近一个月;韵脚字一部一部地系联,马虎的要返工;仿照《韵镜》将《广韵》所有小韵连带反切填人韵图,体味等韵学的奥秘所在,等等。由此而真正体会到音韵学是“实学”,需要口耳相传.更需要扎扎实实下工夫去实际摸索,很多看似玄虚的问题听起来似懂非懂,动手去倒腾几个来回就清楚了,并非真是“绝学”。
因此,知道写教材要注重实用性,不必强求新异。正如何九盈先生《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前记”所说:“与其标新立异,不如采取一个比较公允而又有相当影响的体系;与其大谈原理,不如尽量注重它的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就是要从初学者的角度出发,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讲透,一步一步地弄懂,一层一层地推进,最终达到系统地把握的程度。还要加强可用于实践的材料和内容,给人讲十遍如何开汽车,不如教他自己开上十公里。当然,先要把开车的原理、方法、程序、注意事项一一讲明白,并一一开列出来,让人随时可以查找和对照。硕士阶段我师从北师大王宁先生学文字训诂,博士阶段师从武汉大学宗福邦先生学音韵训诂,两师均强调音义互联的重要性。“因声求义”和“以义正音”同样都注重实用性,教材对此也要给予相当的重视。
基于这些体会,结合同学们听课的感受和要求,对原讲义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是否能达到预想的“实用性”目标,还得靠教学实践和同学们的使用反馈来检验,不足处必然存在,以后还会边用边听意见边修改的。
因是通论性教材,参考同仁们的著述、教材很多,未能全都标注出处,在此一并感谢!历届修习音韵学课程的一些同学,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有的指出讲义的错讹,有的提出修改建议,有的仔细做校读、校对工作,使本书的质量得以提高,难以一一具名,在此一并感谢!
武汉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分社的王雅红社长和陶洪蕴、胡国民编辑,为这样一本繁难的书争取立项并耐心编校,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深表谢忱!
汉语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是研究汉字的历史读音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
音韵学通过分析汉字的读音,归纳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然后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从而探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罗常培先生说:“音韵学就是分析汉字或汉语里所含‘声’‘韵’‘调’三种元素,而讲明它们的发音和类别,并推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古今流变的。”[1]
音韵学是语音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汉语的历史读音,故属于历时语音学范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语音学分出音系学一支,音系学又称音位学,主要研究一定的语言中最小语音单位的应用功能及其组合规律,注重语音的系统性。我们的传统音韵学一直着力于研究历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及其组合规律,用现代观点看,可视为历时的汉语音系学。历时性、系统性是汉语音韵学的两大主要特点,普通语言学、音系学则是音韵学的两大基础学科,必须先掌握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才能学好音韵学。
音韵学又是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是汉语的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研究汉字的学问叫“小学”,也就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它主要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分别研究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所谓“六书”,起初不过是通过分析字形构造来教蒙童识字的实用型文字教授方法,因是教“小学生”的,故汉人把文字学称为“小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汉字的意义后人越来越难理解,“小学”就逐渐变得深奥起来,为了考求字义,给古书中的文字作注解的训诂之学就应运而生,小学就有了训诂学的内容。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中的词,词的产生远远早于记录它的字形,词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则文字首先是语音的载体,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就很难去推求字义。邢昺《论语注疏·述而》引郑玄语:“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段玉裁在《寄戴东原先生书》中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章太炎则在《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序》中强调语音在语言文字学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可见,音韵学成为传统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然的。
传统小学的文字、训诂、音韵三大门类中,系统研究字义的最早专门著作是《尔雅》,系统分析字形的最早专门著作是《说文解字》,都成书于汉代,而系统记录和分析汉字读音的专门著作则相对后起。相对于汉字结构来说,人们对汉语音节结构的认识要迟一些,慢一些。最初辨析字音时,只能作些比喻性的描写或近似性的标音,如汉代典籍用“急言、缓言、急气、缓气、长言、短言、闭口、横口”等术语来描写读音,用“声同、声近、读若、读如”等术语来标示近似的读音,这些早期的语音材料往往与训诂纠缠在一起,还远谈不上专门而又系统的语音研究。
汉末至魏晋时期,随着佛经的传入,学者利用梵文的拼音原理来分析汉字读音的声、韵、调结构,在民间反语的基础上,改造并创制了反切注音法。我国自古就有诗歌讲究押韵的传统,汉字的双声、叠韵现象很早就得到认识,并被用于语音构词和韵律调和之中。六朝诗文骈骊之风炽烈,韵律讲求极盛,反切法遍行之后,把相互押韵的韵脚字归纳到一起,编成各种审声辨韵的音韵类著作,一时间蔚然成风。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
“音韵锋出”的局面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想见,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出现的韵书是三国时魏人李登的《声类》,之后是晋代人吕静的《韵集》,再以后历代都有人编录韵书,如南朝时沈约、周颙发现汉语字音的四声变化,沈约写有《四声谱》一书,倡导并运用声调的平仄规律来写诗,其“永明体”开中国格律诗的先河。四声的发现意义重大,使汉语字音的分析由声、韵二分进入声、韵、调三分,此后的韵书以声调为纲收录同韵字遂成定例。
众多的早期韵书都已亡佚,今传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唐人将其扩充为《唐韵》,宋人又扩充为《广韵》,这三部韵书的语音系统是一脉相承的,传统上称为《切韵》系韵书。它们在编撰时的主旨是为写诗作文提供审音押韵的规范性依据,而客观上则为汉语音系的研究准备了丰富而又系统的语音资料,成为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汉语音韵学最为重要的典籍。由于有大量的韵书出现,隋唐以后的官修韵书又作为科举功令的范本,地位很高,因而音韵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问,与文字学、训诂学并列为传统小学的分支学科。《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后序云:“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书。” 声韵指音韵学,体势指文字学。汉魏六朝还出现了大量随文注音辨义的“音义”书,如《毛诗音》、《礼记音》、《汉书音义》等等,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音义书的集大成之作,其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仿效之作,如《晋书音义》、《列子释文》、《孟子音义》等,所以清人谢启昆的《小学考》就分小学为“文字、声韵、训诂、音义”四类,音义书所注的音切也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韵书实际上导源于音义书。
早期韵书是不直接标出声母的,唐末僧人守温定三十字母,用单个汉字来表示当时汉语读音的声母,宋初人补充为“三十六字母”,成为古代声母系统的标目字,也就是声母的代用符号系统,为汉语音韵学中的声母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唐宋以降,一方面,由于语音的历时变化,《切韵》系韵书与当时的实际读音有出入,有人就合并《切韵》系韵书的韵目,使作诗用韵不至于太繁细;另一方面,由于“声、韵、调”分析都有明确的指称或代用符号可用,又受梵文等拼音文字的影响,有人便创制了等韵图,用图表的方式来展示韵书所收反切的语音地位(声、韵、调),为了解说等韵图的内容,又产生了一系列音韵学的新术语,使传统音韵学的审音更为精细和准确,理论色彩也就更为浓厚,等韵之学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系统性。
无论是合并韵目的后出韵书,还是图示韵书内容的早期等韵图,都还只是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反映的语音系统基本上相同,都是《切韵》音系(或称《切韵》-《广韵》音系)的内容,而没有直接反映各时代的实际语音,这显示了《切韵》系韵书、韵图的一贯性和保守性。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总结了当时元曲的押韵规律,开始以时行的北方口语语音为依据,研究并系统展示了时音的语音系统,使韵书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后,不断有研究和反映近代汉语实际语音的音韵学著作(韵书、韵图、论著等)出现,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向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历程积累了丰富的近代汉语语音资料。
上古没有专门的音韵学著作,也没有多少直接性的注音材料流传下来。对于上古汉语语音的认识,首先是从后人对上古诗文韵脚协和与否的观察开始的。由于没有古今历时音变的意识,魏晋六朝人读上古诗歌和韵文时,感到韵脚不协和,就改字以求韵脚协和,于是产生了“协韵”之说。“协韵”本是对古今音异朦胧认识的一种临时处理方式,但经过唐代人的不断扩大化,到了南宋朱熹那里就被推到了极至,成为改古韵以求今读协和的“叶音”说。“叶音”说有违古今音变的语音发展规律,因而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引起人们对古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到了明代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就明确提出“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正确的历史音变观,汉语的古音学得以走上正途。到了清代,顾炎武、万光泰、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人研究先秦时期的古韵及相关语音材料,考韵审音,不断突破,古韵分部上成果叠出。钱大昕在前人零散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归纳出扎实可靠的上古声类研究的结论,从而把汉语的古音学研究推向更为成熟的高峰。近人章炳麟、黄侃是传统音韵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前人的古音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进一步的完善。
汉语音韵学有传统音韵学与现代音韵学之分。传统音韵学的研究,主要用功于音类的归并,以声、韵、调类别的详尽划分来显现汉语各个时段的语音系统。到了现代,音韵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工具(音标)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音,使汉语音韵学走上现代科学化的道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研究,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着眼,一般分汉语音韵学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个阶段。语音史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语音的发展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内部也都有其连续性变化,音变是绝对的,分段则是相对的。
传统音韵学主要有三个分支,即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清人劳乃宣《等韵一得·序》云:“有古韵之学,探源六经,下及屈、宋,以考唐虞三代秦汉之音是也。有今韵之学,以沈、陆为宗,以《广韵》、《集韵》为本,证以诸名家之诗与有韵之文,以考六朝唐宋以来之音也。有等韵之学,辨字母之重轻清浊,别韵摄之开合正副,按等寻呼,据音定切,以考人声自然之音是也。古韵、今韵以考据为主,等韵以审音为主,各有专家,不相谋也。”从时代、材料、方法诸方面界定得很到位。其“古韵、今韵”的“韵”包含了语音的各方面,实际上就是“古音、今音”。
古音学,是研究上古(西周-东汉)时期语音系统的音韵学分支,它主要以先秦两汉有韵诗文和汉字的谐声系统为研究对象和材料,通过与中古《切韵》音系的比较来归纳和展示周秦汉古音的韵部系统和声类特点。对古音材料的考证是古音学研究的基本功,古音学的结论对上古汉语的文字、训诂和文献阅读等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今音学,是研究中古时期语音系统的音韵学分支,主要研究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它以《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等,即“《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归纳出中古时期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探讨其演变规律。“今音”相对于“古音”而言,是明清时代的说法沿用至今的,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所以“古音”实际上指上古音,“今音”指中古音。“今音学”原本是指“《广韵》学”,《切韵》久已失传,《广韵》是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早期《切韵》系韵书。《广韵》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切韵》的音系,成为中古音系的代表韵书,故研究中古音系一般都是从《广韵》入手。《切韵》、《唐韵》的多种唐写本残卷在现代被陆续发现后,中古音系研究的材料更为丰富,领域更为扩大。总之,“今音学”研究的是“《切韵》音系”。
等韵学,是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对象来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音韵学分支,研究材料包括各时期不同内容的韵图。等韵图主要是运用“等、呼、摄”等概念对字音进行审辨,较为完整而直观地显示语音组合的系统面貌,略相当于古代汉语的音节表。早期韵图主要用来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分等列图展示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如《韵镜》、《七音略》就是用图表来反映《广韵》语音系统的。后来,明清等韵图经过改造而不断扩大表现范围,被用来分析和描写近代汉语的多种语音系统,包括一些方音的语音系统。清代的古音学家还利用韵图来分析上古音系统。耿振生在其《明清等韵学通论》中“一共介绍了一百三十四种等韵音系,其中官话区三十三种,南方方音二十一种,古音二十五种,混合型五十五种”。[2] 等韵学有精细的审音方法,有成套的术语(包括很多的“门法”术语),有较好的系统观念和音理知识,这些对音韵学各门类的研究都很有作用。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等方面看,等韵学是传统的汉语语音学,或者说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是音韵学基础中的基础。
汉语的现代音韵学,是在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建设和科学化进程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现代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一方面总结和继承传统音韵学的丰厚成果,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手段来解释一些前人说不清楚的语音现象,厘清一些纠缠不清的概念,梳理了一些彼此搅混的术语,建立起汉语音韵学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成了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学科。
研究各时期汉语的语音系统必然要涉及到语音结构和音素变化的分析,只有运用现代语音学的观点和方法,才能使这样的研究具体化、精确化。传统音韵学基本上是在做音类考辨、分析和归类的工作,未能探求具体的音值。清人戴震曾用零声母字为他的古音二十五部标目,有系统描写古音音值的意识;近人章太炎在《二十三部音准》中对所分古音各部列举了数十个汉字,试图描写古音的音值。但是,音值的分析与标示需要有科学的准确的记音符号,方块汉字是难以胜任的。而汉语现代音韵学采用国际音标作为记音的符号系统,这有利于精确记录和细致分析语音要素,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各种音韵学概念、术语、类别、标目的确切内容和含义。语音的符号系统就是语音的标尺,我们今天的音韵学有三种不同体系的语音尺子:中古《广韵》音系的韵目(韵的代表字)和字母(声母代表字)好比是一把“古尺”,可用来衡量汉语各时段、各方言的语音;现代汉语拼音好比是一把“市尺”,通用于现代,也可与古音作比较;国际音标好比是一把“公尺”,既能通用于世界,又能通用于古今。有了这样的一些条件和便利,就使得曾经被称为“绝学”的汉语音韵学变得容易把握,也就容易学习和理解了。音韵学虽然有“口耳之学”的传统说法,但有了语音定位的工具和衡量的尺子,就可以借助文本来学习,反复比较,细细揣摩,审辨音理,很多难点也就会迎刃而解了。任何语音的音系最终都反映在音节表上,而汉语的音节都是由声、韵、调构成的,其音系研究的最终结果其实很简单,如上古音系:30韵部,32声类,声调难定;中古《广韵》音系:51声类35声母,206韵142韵母,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近代《中原音韵》音系:21声母,19韵部47韵母,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或说还有入声);现代汉语拼音:22声母(包括零声母),39韵母,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尽管各家研究的结果有这样那样的出入,但总体上差别并不大,基本结构也就是如此了,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规律理清,主要的音韵学知识也就具备了。
汉语现代音韵学的研究范式,是由二十世纪初法国人亨利·马伯乐(H. Maspero)、瑞典人高本汉(Klas. Bernhard. Karlgren)等建立起来的,他们带来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对传统音韵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ese》)。与传统音韵学相比较,现代音韵学在观念上重视口语形式的探求,重视语音系统的历时变化及其音变规律的探求,重视汉语语音史学科的建立。材料上,他们突破传统音韵学主用的先秦韵文、谐声字、早期韵书与等韵图的局限,运用诸如甲骨文与金文、汉以后历代诗词韵文、元明清各类型的韵书与韵图、历代方言、古今各类对音译音资料等,范围广阔得多。研究方法上,最为突出的是用国际音标记录所推测出来的古代语音系统的具体音值,称为古音构拟或古音拟测。现代音韵学引进西方的音系学和历史比较法,把众多的方音材料和对音译音材料用于古音的构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真正实现了传统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的迈进。古音构拟的方法很多,诸如“历史比较法”中汉语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比较,“内部拟测法”中由中古音系的内部结构特征去寻求上古音难题的解决途径,“译音对勘法”中的日译吴音、日译汉音、汉越语、朝汉译音及梵汉对音等等,都是传统音韵学未曾用过的,虽然还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但取得的成绩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详情有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可资参考。由于古音构拟见仁见智,差别甚大,本书作为通论性教材,不可能一一介绍,只能取广为大家接受和熟悉的一种,我们取的是王力先生的拟音体系,尽量保持前后一贯,有需要改用者,另作说明。
随着汉语现代音韵学的发展,在传统音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北音学”(或称近代音、近古语音学)一支,研究的是宋末元初至清末的近代音韵,一般认为有官话系统与方言系统之分。方言系统的分支太多,存而不论。官话系统首先以元初产生的《中原音韵》一系的韵书为研究对象,其次是明清两朝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官话音系的韵书,主要反映的是近代北方地区实际通行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化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汉语音韵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获,就语言学科而言,应该是最为突出的,对中国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都是卓有贡献的。音韵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常用的如:韵字系联的“丝联绳引”法、反切系联法、谐声推演法、审音法、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译音对勘法等,将在后文相应的章节中作或详或略的介绍,系统的了解可参考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和李无未主编的《汉语音韵学通论》下编第六章“汉语音韵学研究方法专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是“音义互联”的方法,二是“人文计算”的方法。音义互联,就是不能脱离文本语境一味做“纯语音研究”,传统音韵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音随义转”和“因声求义”基础上的,反切首先是用于注音以释义的,中古韵书导源于音义书,所以韵书除注音外总要释义,上古音的研究成就于诗文韵部系联和谐声字、异文、假借、读若、声训等的考据,都与语义关系密切,因此结构主义式的完全不管语义的纯语音研究很难在传统的音韵材料上得以实现,比如“又音”、“破读”材料离开语义分析去作纯语音系联与构拟,就很容易张冠李戴而得出错误结论,甚至误入歧途。人文计算,是指运用电脑技术建立语音材料数据库来作统计、比较、分析,从而发现规律并提升理论。音韵学面对的是已然的真实文本和有定材料,客观性和数据性都很强,可以说是人文科学中最利于数据化的学科。人文计算的电脑数据化能帮助我们做很多前人做不到或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通过程序设计,可以自动给出音韵地位,可以自动进行材料对比、反切系联、韵段和韵字分析;可以进行各类自动化统计与计算,诸如算术统计、概率统计、数理统计、分布及离合指数计算等等。电脑技术最长于海量音切数据的处理和检索,既快捷又准确,其效率是过去手工排卡片、查索引远远不能企及的,所以它是21世纪汉语音韵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方法。
至于学习汉语音韵学的作用,那是无需多言的。语言早于文字而产生,文字是语言中词的音义载体,音是义的外在形式,要学习古代汉语,要阅读古代典籍,要识字解义,要理解构词方式,都必须了解和掌握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语音系统。从现代学科范畴上讲,汉语音韵学与现代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文字学、方言学,尤其是与现代语音学诸多分支学科有着远近不同的多种联系,是相互依存、利用与促进的。从传统方面看,音韵学与传统的文字、训诂、音义之学关系尤深,音韵学是文字、训诂学的基础,因声求义以明文字训诂又是治音韵学的根本目的。黄侃先生云:“音韵之学,最忌空谈音理。必求施之文字、训诂,则音韵不同虚设,而文字、训诂亦非以音韵为之贯串,为之钤键不可。二者有一不明,则不足以论小学,不足以谈古籍。然则音韵之于文字、训诂,犹人身有脉络关节也。”[4] 传统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音是其中的纽带:语源上的同源通用,训释上的因声求义,构词上的变音别义,词形上的双声叠韵,字形上的同音借用,语义上的义转声通,诗文中的平仄押韵等等,无不与音韵学知识紧密相关。更为甚者,现代汉语的读音都是从古代汉语读音演变过来的,不知古音,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类方言的读音就成了无源之水,其特点和规律也就无从把握了。
目
绪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广韵》以后的韵书与近代音研究……………………………………96
第一节
第二节
附录一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143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