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武汉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毕生收藏，化私为公惠学林

万 献 初

    由湖北省文化厅为主持，文化界即将为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徐行可先生隆重举行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作为徐氏藏书的长期使用与受益者，有幸应邀为纪念文集撰稿，笔者十分高兴，也为这样的盛举而激动，赋诗一首以表敬怀之情：

                              徐君行可十万藏书捐鄂图有感

幼听黄鹤舞江声，箕志诗疏独不群。

过往诸家唯学者，庋裒十万皆典坟。

藏因守道研经史，私化为公惠鄂文。

行可嗜书躬尽瘁，儒林永远说徐君。

    行可先生有关收藏、捐赠的故事很多，贡献很多、很大。作为使用者，本文主要从徐氏与学者在学术上的交往、徐氏藏书在学术上的应用价值等方面作探讨，以笙其不二之功。

一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号彊誃，以字行。湖北武昌人。幼年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勤学笃行，深爱典籍。十七岁（1907）留学日本，次年因弟丧回国。此后不涉名利，学无常师，自名其书斋为“箕志堂、藏棱盦、知论物斋”，以购书藏书为乐事，且购且读，寒暑不废，遂得博览群籍，探赜发微，博洽贯通。

    行可先生治学以经学为本，由小学入手，学以致用，肆力于经史考证，稔熟于目录、版本、校勘、录略及金石之学。博闻强记，珍本、秘笈，见之即识，抄本、稿本，执手能辩真伪。为学谨严，不轻易立说，不泥古人亦不薄今人，兼采众长，务求实证，一义未安，则遍检群籍，旁征博引，力求确解。1929年行可先生执教“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目为“四库提要类目”，所拟讲授提纲源流清晰、条目有序，文献学大家余嘉锡见之赞佩，引为挚友，敦介先生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义一丝不苟，满纸新见与详证，后因“一二八”事件阻隔交通，遂辞去教事。学力的深湛，为收集、甄别、鉴赏、校理图籍打下坚实基础，使徐氏藏书、藏品具有高品位，富有特色。

    行可先生“毕生精力尽瘁于读书买书，辛辛勤勤，无间寒暑，节衣缩食，乐此不疲。”[①]其一生正可谓“黄金散尽为收藏”，而藏书是为读书与治学，不只追求稀贵。如闻有名人精校本、手抄本、稿本或未见书，或专程造访，或辗转求至，录存副本，谋求付印以广流传，防止亡佚。早年，文廷式、柯逢时两家所藏精本多归徐家。中年时，先生与浙江藏书大家南浔刘承干（1882～1963）声应气求，客居刘家两年，遍读其“嘉业堂”所藏典籍，并请钞手伴行，录其罕传书多种。又与当时著名目录学家徐乃昌、伦明交好，伦明有诗赞徐氏：“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刊漫云云。自标一帜黄丕烈汪士钟外，天下英雄独使君。”小注云：“武昌徐行可恕，所储皆士用书。大多稿本、精校本。尝舍南浔刘翰怡家，二岁尽读其所藏。南北诸书店，每得一善本，争致之君。暇则出游，志不在山水名胜，而在访书。闻某家有一未见书，必展转录得其副而后已。一切仕宦声利悉谢不顾，日汲汲于故纸。版不问宋元，人不问古近，一扫向来藏书家痼习。”[②]先生处国家危难、典籍散佚之际，切齿痛心，奋然以“救书”为己任，常外出征书、访书，还请流浪孩童广收图籍，得有价值之单张片纸，皆可换取报酬。武汉沦陷，为抢救市上流散古籍，不顾日军哨卡林立，走遍汉口堤街、任冬街、大智门铁路旁之废纸冷摊，凡有关学问书籍，必检出收藏，破旧外文名著也在其中，遇家有复本，则劝书友收留，共救其书。

    行可先生喜精校藏书，旁征博引，考证辨疑，诠释不悖于故训，制度必稽乎典章，或制书衣题识，或撰首尾题跋，志其心得。所读书之简端行隙，往往丹黄交错，汇证甚夥，胜义迭见。藏书家叶景葵（1874～1949）撰《卷庵书跋》350篇，收有徐氏所校《鲒奇亭集》；目录学家潘景郑（1907～）撰《著砚楼书跋》403篇，收有罗振常、徐氏重勘之《行朝录》（有徐氏题识），潘跋云：“徐君则勘对颇细，纤微毕具。然此本更番雠勘，允称善本矣。”

    行可先生谓“藏书非为一家之蓄，旨在资助治学者”，显见大家之高远境界。又谓“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③]故于1956年将所藏500箱6万册古籍捐赠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献书后犹托书友在京购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足本一部，充实献书内容。1959年先生逝世后，其子女徐孝宓等秉承父志，联名致函政府，将尚存200箱约4万册书籍捐予湖北省图书馆，书画古器则捐至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原捐中科院6万册悉数归藏湖北省图书馆，则省馆收藏徐氏捐赠典籍超过10万册。

    徐氏积50年心力，藏书居湖北之首，箱数逾千，册过十万。其中经部书籍15000余册，史部25000余册，子部13000余册，集部19000余册，丛部21000余册，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今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大多数为徐氏旧藏。另捐赠元明清人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拓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拓本碑帖等文物共7700余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二

    徐氏藏书注重学者实用，以清人文集和清代学者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金石、目录以及考订经史百家的著作为主要特色，在全国文献普查中被评定为“研究级学科藏书”。徐氏藏书理念为：“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藏书不为猎奇或积累财富，而为传承国学与便利学术研究，“藏书不自矜秘，尝言愿孤传种子化作千百万身，惠及天下学人”。故凡有借书者，“近则手假，远则邮借，西至巴蜀，东及海滨，从无所拒，故海内学者多有借徐氏藏书者”。因慷慨相借，也曾有善本遭损失，然先生不甚以为意。

    行可先生访书、藏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旨在访求秘笈与交友名士，正所谓“名儒达人，靡不交结，慕名拜访者，不绝于门”。著名学者如“章炳麟、黄侃、王葆心、陈汉章、张元济、徐森玉、傅增湘、杨树达、余嘉锡、徐乃昌、高步瀛、马一浮、熊十力”等，均成为与之共同珍赏典籍、讨论学问的难师挚友，被誉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著名小学家，在《说文》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上建树甚丰，与其师章炳麟（太炎）形成传统语言学上的“章黄学派”。行可先生博览古今，心仪乾嘉学人，尤敬重其小学考据之缜密谨严，故悉心收集清代学者小学考据类著述，进而对黄侃赏爱有加，交流典藏，研讨学问，成为挚友，且结为儿女亲家。黄侃客居徐家多年，遍读其所藏之书，1925年将离武昌，题砚赠徐氏云：“南来七载廑交君，又作征蓬惨欲分。此砚好为吾辈谶，相从终得似龙云”。至南京后，仍不断借阅徐氏珍藏，与徐氏书云：“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知余贫窭，每值人间密籍，无不借观。涂污不以为损，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岳矣。”[④]《黄侃日记》多记黄、徐交游旧事，如黄在徐家临写《黄道周行书手卷》、撰《跋徐行可所藏刘先生手校文子注本》等。黄侃《文选平点》六卷，其诗目下所注，即为依徐行可移录杨守敬古诗存目录未定稿内容。徐氏藏书中，今存黄侃手自批校、点读之书，有数十种之多。足见交谊深厚。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城人，著名藏书家、历史地理学家，有83种著作传世。行可少年时爱好碑帖，常于杨守敬处买拓片，杨氏以优劣相试而能辨，极为赏识，遂订忘年之交（相差50岁）。杨守敬尝与门人枝江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书未成而杨氏逝世，熊氏继续修撰。熊氏晚年知整理《水经注》须搜集古写本、古刻本做校勘，得见徐氏藏《水经注》残宋本、永乐大典本（前20卷）、明抄本，收益甚多。熊氏后在清稿第廿三条下题识曰：“友人徐恕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笈，必持送以供考订，益我良多，永矢弗谖。”又于《遗言》后附原拟注疏《凡例》残稿两条，说：“幸见残宋本，卷五、三十二页至末，卷六至卷八，卷十六至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即从徐氏所得。熊得徐氏借书之助，注中又采用行可意见多处，曾感激而请列著者之列，被徐氏婉言谢绝。

    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清末举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伦弟子。一生著述近20种，如《古文辞类纂笺证》、《唐宋文举要》、《古文范注》等。徐行可曾在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授过“韩文”课，在铨释文义、辨析古文笔法上独有心得，高氏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原辅仁大学）教授，故高氏所作韩文注释中引用徐氏见解。

    余嘉锡(1884～1955)，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目录学家，《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等蜚声海内外。早年修书自荐与徐氏订交，又荐介徐氏进京讲学，后结为儿女姻亲，典籍、学术交往密切。如：清人王铎（觉斯）“题野鹤陆舫斋”书品（自作五律十首，今藏湖北省博物馆藏），自署书于清顺治七年，卷后有“卢震、蒋维藩、卢豫、卢询、尹耀宗、尹兴宗”诸家题跋，徐行可于民国初得此藏品，寄北京请余嘉锡题跋并考丁耀亢（野鹤）之生平出处。余氏受命为文，遂于北平图书馆广搜资料，撰《王觉斯题丁野鹤陆舫斋诗卷子跋》一文考明丁耀亢生平（参见《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

    向宗鲁（1895～1941），名承周，字宗鲁，四川大学教授，校雠学家，有《说苑校证》、《校雠学》、《周易疏校后记》等传世。向氏校书多得徐氏藏书帮助：“徐恕所藏典籍善本甚多，有全国罕见的秘籍，但不轻易借人，对向、黄则有求必应。向宗鲁对《说苑》、《史通》、《淮南子》等书的校注，都是得黄、徐藏书的不吝借助而撰写成的。”[⑤]其中“黄”指黄侃，向氏寓居武汉十年，与徐行可、黄侃为书林密友。

蔡尚思（1905～2008），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著述极丰，如《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王船山思想体系》等，曾在武昌华中大学任教，与徐行可交友，学术研究深得其藏书之助，故在其自传中云：“永春郑翘松，武汉徐恕（行可）等藏书家，都是我在这方面的恩人。”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著述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高等国文法》、《词诠》以及金石、小学论文集多种。杨氏与徐氏交往甚洽，《词诠》书成，徐氏喜其博洽，广为延誉，杨氏日记有记：“徐孟博来，告行可与渠书，称《释慈篇》精确”。然徐氏又细读全书，摘其漏误数十条，相与商榷。可见其为人之实诚与治学之严谨。

    徐行可与名学者交往故事还很多，如：写给先后整理影印善本古籍达50多部的学者陈乃乾（1896～1971）信札今存18通，多讨论版本、校勘问题。胡适1948年7月来武汉大学讲学，打听湖北大藏书家徐行可，行可先生知后则亲往迎胡适至家中观藏书，并让儿子徐孝宓陪同游览武汉景观。武汉大学教授黄焯（黄侃之侄）研究《诗经》，徐氏将所藏有关《诗经》书籍全然借予参阅，黄焯偶病笃，抱病清理所借书归还，无一缺损。新儒家三大宗师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都与徐氏交谊深厚，徐氏藏品中至今尚存马一浮、熊十力所书《周郧山书太上感应篇为徐行可》、《书马东篱天净沙跋》等手札。张舜徽教授撰《清人文集别录》，多利用徐氏藏书。徐氏与上海丁福保友善，丁氏出版大部头书如《诗话丛编》、《说文解字诂林》等，他至少购两三套，自留一套，余赠给须用学者如武汉大学刘博平、黄焯教授，等等。

    行可先生总是热忱指导、支持好学后辈，如闵孝吉乃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学生，游学武汉时多得徐家关照，后来回忆道：“徐君自奉甚俭，家人衣著无华彩。每年必出游四方，蒐取书籍，闻有未刊行者，则缮写以归，国内藏书之家，莫不与通声气。以此，某家之藏书、珍本、善本，与夫流传之经过，口述不遗，蓄木工、铜工、漆工各一人，日资各予银元一枚，专制书箱，自绘图样，终年不歇，写书根者一人，以字计值，谑者乃背称之为徐书箱云，然其所藏，有时亦以善价估出。某日与余谈及乾嘉学术，启其皮箧，出乾嘉诸老论学函札，凡二十馀家，逾百通，劝以如清儒画像传例编次印行，渠云：‘尚未备也，俟诸他日’。余还故里，徐君赠以所藏精刻本书籍多种。”[⑥]

三

    行可先生治学谨严，不轻言著述。所作诗、文，部分刊于《制言》等杂志中，得章太炎、黄侃、高步瀛诸先生赞誉，称其古雅。就刊行不多的论著来看，亦有相当学术含量。

    今见署名“徐恕、徐行可”的已刊论文，有《毛诗通度类目》、《诗疏楬问序》、《诗义申难录序》（《制言》22期，1936）等8篇，有些是专著框架，仅存撰述体例而未能卒写成书，如《毛诗通类目》分“文、事、义、通论、别录”5大部分23目，是由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入手系统而全面贯通地研究“毛诗”的宏篇巨制《毛诗通》之构架，条目明晰而完备。《诗疏楬问序》在评议此前诸家“诗疏”得失基础上，构拟撰写《诗疏楬问》的具体操作条例：“今循前代成规，依孔疏文句，楬题发问。表其词，别其事，析其旨，明其例。记阮元文选楼刊本行格于下，用资究览。其诠释语具载当文之内，不待删要迻书，别为解答也。解答之语，疏文不具者，倚席之际，因言以宣。于疏义未安者，就问语中设然疑之词以见意，别为《诗义申难录》一书明之，以祛蔽导滞。”构架宏大，设想细致，思路清晰，表述简洁，严谨平实，操作性强，体现了行可先生治学的风格。《与沈绍期校长论收藏书籍书》原刊《文华图书科季刊》二卷2期与三卷3期（1930、1931），编者按云：“本刊向行可先生征文，题为收藏书籍之方法。先生致书沈校长，心怀谦让，不愿轻以撰述自见。然其书明理述事，胜空文泛论不啻千若万倍。故即将原书刊登代征文。”所评正得行可先生治学之要义。

    行可先生对学术的更大贡献，在于所藏书籍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很高价值。徐氏藏书既系统又完备，对前代学者的稿本、精校本收藏极多，如纪昀手批之《史通故训补》、黄丕烈批校并手跋之《史记》、《汉书》、《后汉书》，旧抄本《建康实录》、陈诗《湖北旧闻录》稿本等，利于学者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他特别注重未见书、名人批校本的流传，凡有所闻，必辗转求之而录存副本，既防散失，又便于学者借阅，与向来藏书家只管收藏大不相同。为便当代学者研究之用，他还收藏了部分西文的文史哲名著及译文资料，古今地图也收集不少，如《我国公海海图》、《长江航图》、大比例尺《中国分省图》（东部几省），《中俄边界图》等。

    徐氏藏书质量相当高，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3种：《诗经》[五]卷，（明）钟惺批点（明）沈春校阅，明泰昌庚申（1620）刻本 2册。《方元长印谱》五卷，（明）方逢吉篆刻，朱统郑选辑，明万历48年（1620）刻本2册。《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广等撰，明嘉靖31年（1552）刻本12册。徐氏藏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24种：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元延佑二年（1315）建阳后山报恩万寿堂刻毗卢大藏经本，存一卷。《经雅》不分卷，（清）戴震撰，稿本。《宋史新编》二百卷，（明）柯维骐编，明嘉靖刻本。（余略）。

    徐氏藏书抄、稿本今藏湖北省图书馆者，计71种，如：《徂徕集校记》二十卷，（宋）石介撰，（清）徐归朴校，民国武昌徐氏抄本一册。《纯常子枝语》不分卷，（清）文廷式撰，民国武昌徐氏舍利函斋依著者手稿抄本四十册。《童蒙训佚文》一卷，徐行可辑录，辑者手稿本一册。（余略）。《湖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录》（百年馆庆丛书之一）收徐氏捐藏善本达数十种之多。今已知见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中，徐恕（行可）批校、题拔者有17种，如：《先拨志始》二卷，（明）文秉撰，清刻本，徐恕校并跋，国家图书馆藏。《云仙杂记》十卷，题唐冯贽辑，清抄本，徐恕校并跋，上海图书馆藏。《黄四如先生六经四书讲稿》六卷，宋仲元撰，罗振常跋，徐行可校点，湖北省图书馆藏。（余略）。

    张元济（1867～1959）辑印涵芬楼《四部丛刊》，行可先生多有建议且多为采纳。张氏时以秘笈相饷，徐氏亦出珍藏以供影印，《丛刊》收徐氏所藏者有《容斋随笔》之《随笔》、《续笔》残宋本、《敬业堂集》之原刊本，《续编》中《茗斋集》之《诗丛》稿本等，书中钤“为刊目录散黄金、曾归徐氏彊誃、江夏徐氏藏本”等徐氏藏书印信。张氏谋印明彭孙贻辑《茗斋集》得徐氏鼎力相助，张在书后《跋》中云：“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茗斋）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则正畲族祖所欲借抄而不得者。”[⑦]又致函徐氏谓：“曩年敝馆辑印《四部丛刊》，曾丐珍藏，沾溉膏馥，至今感幸。”[⑧]相得之情溢于言表。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湖北罗田人，与徐氏过从甚密。王氏研治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遗著170余种，已刊有《虞初文志》、《重修湖北通志条仪》、《历朝经学变迁史》、《古文辞通义》等。《古文辞通义》原名《高等文学讲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为当时重要教科书，今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是徐氏藏本，书末版权页写有“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时徐州告急，治”字样，为行可先生读时所记，是今天很难见到的珍贵版本。

    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水经注疏》，正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徐家收到的熊会贞生前写订的稿本，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26-727册所收《水经注疏》标明“影印1957年科学出版社本”，正是徐氏藏书的重大贡献。原中科院图书馆馆长贺昌群后来在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中云：“现在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是一九五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购得的。徐氏说，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于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一部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拟交商务印书馆校印，因抗战停顿”。前中央研究院所得的一部辗转迁移到台湾，50年代初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明崇祯刊本《明经世文编》，清代列为禁毁书，国内仅存四部，或缺卷，或缺页，而以徐氏所藏最为完整，1962年中华书局据徐氏藏本印行出版。明万历刊本《黄鹤楼集》为海内仅存之孤本，徐氏所藏，为配合黄鹤楼重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据徐氏藏本影印出版，使几致湮没的珍籍重现人间。《湖北旧闻录》四十六卷，清乾隆时人陈诗撰，章学诚推重是书云：陈诗“楚之宿学，曾以十年之功，自撰《湖北旧闻》，博洽贯通，为时推许。”辛亥变革致使书稿残散，民国间为孟寿荪、徐行可访求分得，分函商借并谋付刊，未能如愿，1949年沔阳卢靖之弟卢弼以璧合之全帙归徐行可，卢弼致徐行可函云：“书中乡镇、置邮、坛庙、寺观、杂记多可删。文献最好，亦有疏略。如董香光为张江陵申辨，见《画禅随笔》，即未录入。其他类比者甚多。”1988年武汉出版社据徐氏藏本铅印出版。是研究湖北历史文化的珍稀资料。这几项都是徐氏藏书的重大贡献。

    行可先生还乐于刊印、传布当代学者的佳作。如刊印黄侃《尔疋正名评》，太炎先生在书后题识曰：“《尔疋正名评》，则徐行可所得者，其间精覈之语不少，行可将举以付刻，余先为登之《制言》。”又因爱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经学考古家陈汉章（1863-1938）德行学问，为其补刻《缀学堂丛稿》数种印行，陈汉章《复徐行可书》云:“季刚见拙撰《周礼行于春秋时证》，谓前所未闻,太炎言周礼成而未行。坚欲如于申叔例，北向称弟子，固不敢当。”得黄侃、徐行可如此尊重，足见陈汉章学问之不凡。王大隆辑印《乙亥丛编》、《丙子丛编》、《丁丑丛编》等，徐氏以稿本、抄本借与付印，并出资助其费用。

    盛世修典，国务院大典工委主持修纂《中华大典》，《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由湖北省负责修纂，武汉大学修《音韵分典》、华中师范大学修《训诂分典》、湖北大学修《文字分典》。笔者幸列《语言文字典》编委、《音韵分典》副主编，收集资料有年，深知徐氏捐藏对大典修纂的贡献巨大。原湖北省图书馆阳海清副馆长等人编纂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是专为《语言文字典》编纂收集书目的，收小学类典籍4813种12067部，其中收湖北省图书馆藏书目很多，正是徐氏捐藏以清人小学著作为突出特色的直接反映。如：清代小学大家戴震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段玉裁、王念孙的老师，戴氏著述极丰，手稿多存其挚友曲阜孔继涵家，孔继涵自1777年起三年刻成《戴震遗书》传世，刻入15种，缺8种，《经雅》便是其中之一，后《经雅》手稿本转由山东潍县藏书家高翰生收藏，再后转到徐行可手中，今为湖北省图书馆所收徐氏捐藏珍贵古籍，《经雅》是戴震对经文中有关动植物的名称、文字的悉心考据，是大典必收的珍贵资料。又如徐氏捐藏、批校《诗古音》等一批黄焯用过的有关《诗经》研究的书籍，大典各分典采摘资料甚多。

    湖北省近代藏书家为数不多，沔阳卢靖、卢弼兄弟及蒲圻张国淦寄居他省而藏书散在外，宜都杨守敬所藏古籍于1915年悉数售于国务院，武昌柯逢时、黄冈刘绍炎藏书由其后人售诸书贾。经历兵燹灾乱而藏书完整无缺地留存湖北者，唯独徐氏一家，其于乡邦文化建设之功可谓大矣。

就湖北省的文献现状来看，徐氏所捐古籍占湖北省图书馆现藏古籍的很大部分，省馆今藏5万册古籍善本中约三分之一为徐氏捐藏。故《湖北省图书馆馆庆百年纪念册》谓：“徐氏藏书的入藏，使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从量到质产生了飞跃。”就全国私家藏书捐赠国家的情况看，目前所知数量最大的，周叔弢建国后五次共捐96000余册，郑振铎共捐94000余册，而徐氏所捐图书过10万册，珍本逾万册，文物7700余件。

    总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徐氏捐赠在全国私藏捐赠中是位列前茅的，在湖北文献史，乃至全国文献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徐氏藏书以清人文集和清代学者小学研究著作为特色，已成为湖北省图书馆古籍藏书的深厚底蕴与突出特色。今天，很多研究单位、学者利用徐氏捐藏取得更佳的研究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徐氏捐藏仍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行可先生之子徐孝宓（1926～1994），少从其父专攻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之学，后任湖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主持编制《湖北方志考略》、《湖北省图书馆八十周年纪念册》等书，性行淳厚，业务精熟，为徐氏捐藏的保护和利用起过很好的作用。行可之孙女孝宓之女徐力文，亦承家学，现任湖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辅导部主任，适逢国家重视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好时机，积极配合湖北省文化厅、图书馆、博物馆，做徐氏捐藏50周年纪念活动艰辛而繁细的工作。徐氏三代的不懈努力使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为继承、维护、发扬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化精神，无私奉献，矢志不渝，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作为徐氏捐藏使用者、受益者的代表，殷切希望借古籍保护、徐氏捐藏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东风，扎实做好有关徐氏捐藏的各项工作：编辑出版徐氏专藏目录，在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建立徐氏捐赠的文献、文物专藏，建立徐氏捐藏图书阅览专室，建立徐氏捐赠的善本书精品展和书画精品展，出版纪念专辑。

在浮躁娱乐、功利至上的当今时代，我们有必要大力宣传徐氏捐藏义举对湖北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徐氏“藏守为学”、“化私为公”的可贵精神。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湖北公民，我们都永远景仰徐行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