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与学问家

现在的中国缺少学问家，更缺少思想家。随便走进一所大学，去查看教授们的学问和思想，要找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恐怕是难乎其难。

这就要说到三个问题，一是思想家和学问家有什么不同。二是要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思想家和学问家，三是要怎么样才能出思想家和学问家。

先说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不同。学问家读了很多的书，他可以引经据典，说到某个问题，他马上可以说出这句话出自某书某页。可是，他只不过是记得这些而已，可所记得住的都他人的思想，并非他自己的思想。这种人书读得很多，也就是很有学问。可是要论创见，那就有几分难说了。他可以对已有的知识进行重组，但不能提出他的新的见解出来。这些人可以算得是知而不行者。思想家则不同，他们读的书可能很多，但也可能读得不那么多。读得太多，就容易为古人外国人所束缚，时常以他人之见为然，总认为很多问题世人已经解决了，轮到他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而思想家却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见解来。他们对古人外国人的想法常常有些怀疑，总不那么轻信他人所说的话。时移世易，旧时解决旧的问题所用的理论此时还能用吗？把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的模式永久化通用化，并不见得恰当。他们认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换了一把锁当然就要打造新的钥匙。这些根据变化了的时间和地点打造新的钥匙的人就叫思想家。

什么叫大师？读书多的人一般可称之为大师。可思想家就不同了。很多少有人把思想家称之为大师。反过来，研究思想家的人却可以称之为大师。大师之可以为师并非是他敢于创新，而在于他善于继承。大师中是没有几个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人物的。当然，也有很多大师是创新的。例如五四时期的大师即是。

上面把前两个问题作了回答，现在说要怎么样才能培养出学问家和思想家来。这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是需要有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学术空气。像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于是大师并出。而且这个时期出的都是思想家，在需要新的思想冲击旧的制度的时代，才能出现大批的思想家。可是，在那稳定的政治局面下，想出一个大思想家却是难乎其难。统治已经稳固，新的思想难免对已有统治造成冲击。于是学者就以研究已有之学为己任。他们解说思想家的思想，然后在解说过程中悄悄地加进他们自己的思想。董仲舒是个学问家，可他在解说儒学时也把他自己的学问悄悄地塞了进去。自此以后，这种悄悄地加进自己的观点的学者就更少了，只不过为了一字一句而争论不休。解释一句话可以写出老厚的一本书出来。这种人很难说有思想，但不能说他没学问。

可现在我们似乎还没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学者们，通常所听的是上边人所说的话。他们只不过是为他人作注释，即使写了几千万字的书，也没有他自己的东西。甚至连学问家也谈不上，因为他们所读的书也不是非常地多。而且所读的书，常是不必读的，但他们还是要读，读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说得具体一点，你能列出一个名单来说我们现在有哪些哲学家经济学家？连我们自己也在说，中国可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人不会超过五人。这五个人对国计民生起过多大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学坛的空虚和学问的贫乏。学问家几乎没有，思想家那就更加没影儿了。我们能听到振聋发聩的新的见解吗？

倒是在文革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点极其微弱的声音，那是有思想有见解有勇气的声音。可惜这几十个人差不多全都杀掉了。可现在，他们所想所说的也成了我们常想常说的，再也算不了思想家。可现在还有更大胆的思想者吗？也许有，但也只能在那深深的地底下。在地面上是看不到的。

可我们盼着这样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以把历史推向前进。不过，我们也只能耐心地等着。（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