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庚先生与戏曲学科体系建设

安 葵

新中国建立以来，戏曲学科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张庚先生对此有重要贡献。

一  戏曲学科创建发展历程

中国戏曲有悠久的历史，与人民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元代以降，许多文人致力于戏曲创作，留下许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戏曲表演也代代相传，舞台艺术不断向前发展，但主流观念认为戏曲是“小道”，把戏曲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待，是近代才有的意识。王国维先生对于近现代戏曲学科有开创之功，吴梅先生把昆曲引入大学课堂，之后有多位教授如王季思、任二北、钱南扬、赵景深、董每戡、陆侃如、冯沅君、华粹深等，在戏曲研究和教学上都有很大贡献，但综合大学中的戏曲专业教学多侧重戏曲文献和戏曲文学。中国对戏曲演员的培养有长期的历史，近代以来，京剧的喜（富）连成科班，西安的易俗社，南通伶工学社，苏州的昆剧传习所，以及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等戏曲教育机构，被称为“通天教主”的王瑶卿以及之后的多位表演艺术家都是戏曲教育家，他们在培养戏曲演员方面有卓著功绩。但把戏曲文献、戏曲 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戏曲舞台艺术、戏曲创作和演出实践结合起来，从大学本科开始，并逐渐发展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点，作为一个完整的现代戏曲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戏曲学院开始的。

根据戏曲事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文化部拟筹建中国戏曲学院，上报国务院，经周恩来总理批复，文化部成立了二十八人组成的中国戏曲学院筹备委员会，由文化部指定欧阳于倩为筹委会主任，晏甬为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设在中国戏曲学校内。1958年中国戏曲学院筹委会与中国戏曲研究院合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国务院任命张庚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1961年机构调整，撤销中国戏曲研究院建制，并入中国戏曲学院，国务院任命梅兰芳为院长，张庚、罗合如、晏甬为副院长。各位领导和任课老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张庚先生关于戏曲艺术的系统观念无疑对戏曲教学起到了指导作用。

学院建立后，1959年按照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选拔考试办法》《培养研究生暂行条例》等文件精神，开办了包括编剧、导演、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戏曲史五个专业的研究生班。1960年经过全国统一考试招收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届大学生。设有戏曲文学、戏曲导演、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四个系，初步形成了戏曲学科的完整体系。

1962年，张庚、郭汉城先生又招收了三名研究生。后因“文革”而中断。粉碎“四人帮”之后，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立即着手筹建研究生部。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原研究生部）又成为博士生招生点。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一些综合大学也开始招收戏曲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戏曲学校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设京剧表演、戏曲文学、戏曲导演、戏曲音乐、戏曲作曲、舞台美术等六个系，一个干部、教师专修科，一所附属中等戏曲学校。戏曲学科建设更趋完整系统。张庚先生对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二  张庚先生对戏曲学科各分科的深入研究

戏曲是综合艺术，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成分也便是戏曲学科的各个分科。张庚先生根据他对戏曲历史和艺术实践的研究，在理论上构建了戏曲艺术的构架，在《戏曲艺术论》和他与郭汉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中，对戏曲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前述60年代和70年代建立的两个中国戏曲学院中各系的设置正与张庚先生的理论构架相符。张庚先生对各个分科都非常重视，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对各分科的教学有切实的推进。

张庚先生对戏曲文学的重视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他的“剧诗”说是一种戏曲美学观点，也是一种创作的指导思想。具体到戏曲艺术的内容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方面要求舞台整体要有诗意，狭义则指戏曲文学应是剧诗。在他论述戏曲的价值和特点的理论文章中，戏曲文学也都是重要部分。但他与只着重于研究戏曲文学的学者不同，对戏曲艺术的其他部分张庚先生同样重视，而且我觉得他对戏曲演员、戏曲表演比对戏曲文学创作有更多的关注。张庚先生多次撰文论述戏曲表演的特点和戏曲表演体系问题，他认为戏曲艺术是以表演为中心的，戏曲艺术的许多特点都是由表演艺术的特点而产生出来的。他不同意以演员为中心的“角儿”制，但强调舞台艺术效果的取得最后是依靠演员的表演，因此他多次对演员发表谈话，强调演员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做到德艺双馨，在舞台上塑造出有价值的艺术形象。他对戏曲表演艺术体系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晚年仍在中国戏曲学院立项“戏曲表演教学体系”，组织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课题研究，并亲自讲课，参加教材讨论，审读各位老师的讲稿。

张庚先生有戏剧导演的实践，他对戏曲导演非常重视。他认为：“对于戏曲来说，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戏曲舞台上完全承袭旧套来演戏，已经不行了”。“因此，在戏曲的舞台体制内首先要设置导演，由他来执行组织的任务，把编剧，演员，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艺术人员组织起来，阅读分析剧本，统一认识，进行整体艺术构思。没有这样一个在认识上统一的共同目标，戏剧的艺术创作是搞不好的。”他强调：“导演是第二度创造的最先设计人，又是最后的艺术合成人”，对于一些有光彩的剧本，“一定要把导演这个职能加强到独立艺术创作的专业性程度，才能把作者的意图在台上完满地表现出来”。他对戏曲导演专业的教学非常重视，并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编著导演方面的教材。

张庚先生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戏曲音乐问题。”“为什么戏曲的‘四功’（唱念做打）为首的就是唱？如果一个戏有几段唱能在观众中普遍流传，这就是它获得成功的标志之一。”他认为在现代戏创作中音乐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代戏要创造新人物，既然要创造新人物，就要创新腔。……创新腔，跟整个戏曲改革一样，也要推陈出新。”在《中国戏曲通论》的编撰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节奏”的重要性，提议聘请汪人元来承担这一部分的撰写。他还曾有请中青年研究者编写戏曲音乐的普及性教材的设想。

张庚先生在文章中论述了戏曲舞台美术的特点：“它着眼于解决生活中的无限与舞台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办法是把舞台当作不固定空间。”“中国的戏曲舞台美术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的。”“戏曲塑造人物还有个特点，不光注重静态形象，还考虑到他的动态、舞姿。”他论述了戏曲舞台美术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新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发展的成就和当前遇到的困难，号召大家加紧研究舞台美术的规律，“创作新的戏曲舞台美术。”

三 张庚先生戏曲学术体系建设思想

戏曲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以戏曲学术体系思想为基础的。张庚先生是中国现代戏曲学术体系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学术体系建设是直接在张庚先生的指导下发展的；他的学术思想对其他院校的戏曲教学也有重要影响。

学术体系的建设要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张庚先生指出，学术研究要遵循规律和正确的方法。90年代初，张庚先生论述了艺术研究四个层次的观点。即进行艺术研究首先要掌握充分的资料，在资料的基础上编纂志书，在志的基础上写史，有了这些基础才能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他说：“我们研究艺术一定要从调查研究着手，从收集材料着手，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的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逐渐地研究清楚。”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研究艺术发展的规律。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张庚先生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以来，他就是按此思路进行规划的，他领导院内学者编辑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传统剧本集、新创作的优秀剧本选集，组织研究人员记录各剧种演员表演艺术经验，并开始组织领导中国戏曲史和戏曲艺术概论的编写。但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张庚先生关于戏曲理论体系建设的设想未能全面展开。 “文革”之后，各项事业走向正规，党和国家大力支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张庚先生不仅与郭汉城先生一起，领导大家完成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的编撰、出版，而且以其崇高威望，倡议、组织和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戏曲志》等重大工程，领导编写《当代中国戏曲》。通过这些步骤中国戏曲理论体系逐渐成型，也为戏曲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庚先生学术体系建设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二是强调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

张庚先生在对研究生的指导中，特别强调要把理论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说：在旧中国做学问主要是钻书本，因为你要结合现实发言，就要受统治阶级的迫害，比如清朝的乾嘉学派，在历史上也是有功绩的，但他们的缺点是不问世事。我们共产党提倡研究实际问题，无论研究生和进修生都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读书是为了多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本事。他说：“我是史也钻过，书本也钻过，但感觉群众真正需要的是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学科就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

张庚先生认为，演戏是为了观众，戏剧的发展依靠观众，因此戏曲学术体系建设和学科体系建设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必须在与观众的紧密联系中进行，因此他特别强调剧团的建设。张庚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新旧交替的时候，剧团应该有意识地去选择自己的基本观众，扩大自己的基本观众。”“戏剧家要做受观众尊敬的人。”“要提高观众，不要迎合观众。”“如果剧团像一个知心朋友一样对待观众，观众就会严肃。”因为剧团在戏曲发展中处于实践的一线，所以张庚先生强调戏曲研究和教学都必须与剧团紧密联系。

1988年，张庚先生提出戏曲研究要实现“三通”，“就是理论与实际相通，学者与剧团相通，中外要相通。”其一是强调要改变戏曲演员不读书、大学师生不看戏的情况，其二是倡导戏曲的对外交流，主张中外戏剧进行对话，改变中外戏剧隔膜的状况。

此前，1987年他与郭汉城先生共同发起召开了首届中国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外研究戏曲的学者与中国大陆学者共同讨论戏曲艺术的历史和现状，推动戏曲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发展。在主张戏曲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的同时，张庚先生又强调中外戏剧美学观念的不同，要努力发挥中国戏曲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他强调，在进行艺术创造和理论研究时，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强调：“中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子，我们的一切总是要像母亲的。”

参加《中国戏曲通论》写作的多位学者都曾回忆张庚先生在集体项目撰写中对自己的指导。该书写作时，西方各种思潮正蜂拥输入中国，章诒和说，张庚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东西，你们当然要看，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张庚曾在她的文稿上批道：“三论是当前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从外国引入的。应用到社会科学，需要谨慎。切不可生搬硬套。”

沈达人先生回忆说：在《中国戏曲通论》的撰写中，他分写的一章初始定名为《戏曲的创作方法》，下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三节。“在编写组讨论这一稿时，张庚先生明确指出：‘不要被外国理论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我们自己（指戏曲）的情况来谈。’‘要务实，要切合实际，抓住自己（指戏曲）的特点来谈。’接着又说：‘创作方法的概念从外国来；中国（戏曲）有自己的方法，但不等同于外国的创作方法。’……其后，在张庚先生的主持下，经过集体研讨、商定：这一章的标题，不用《戏曲的创作方法》，改用《戏曲的艺术方法》。”

四  张庚先生把人才培养看成重中之重

戏曲学科建设要依靠人才，培养人才也是学科建设的目的。因此张庚先生把人才的培养看成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他重视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另一方面他强调通过集体项目培养人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编写戏曲史论（当时未最后完成），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和全国各地培养了很多骨干人才；改革开放之后，在继续编撰《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的过程中仍着眼培养人才。“文化大革命”对戏曲造成巨大伤害，“文革”之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又形成很多冲击。此时张庚先生倡导和领导《中国戏曲志》的编撰既为了戏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更为了重新凝聚队伍。他说：戏曲志培养出人才，它的意义甚至会超过编写戏曲志的本身。

张庚先生在领导集体项目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以身作则，平等相处，对年轻人循循善诱。龚和德先生回答友人的问题时说：“张庚同志培养我们的方式主要就是平等的对话。在搞集体的研究中，几乎每次讨论，张庚同志总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并把他多年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谈出来，供我们思考、选择。我们读他的著述固然是学习，听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有时更是得益匪浅。”

张庚先生对从事研究的青年同志热情关心，许多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刘文峰回忆说，他在戏曲志工作时，一度因生活中遇到困难想离开戏曲所另谋出路，张庚先生知道后，对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能做成一件大事很不容易。编纂戏曲志是我国戏曲界多年来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大工程，希望你们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等戏曲志做完了，你们就对各地各民族的戏曲都了解了，研究戏曲史就有发言权，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刘文峰说：“我牢记张庚先生的话，全身心投入戏曲志编纂工作。”

周传家是张庚先生的“关门弟子”，张庚先生逝世后，周传家痛切地说：“一直关心着我、惦记着我的人走了”，他回忆说：他读博士毕业后因各种原因未能留在戏曲研究单位而到大学教书，“张庚先生曾为此深深地惋惜，他一方面告诫我：‘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如不能一以贯之，专心致志，恐怕很难有所建树。’一方面又鼓励我：‘树挪死，人挪活，只要你有恒心，不论到什么新的岗位，也都可以继续你的事业。’还特别嘱咐我：‘到普通大学开辟戏曲艺术的天地！扩大戏曲的影响！培养戏曲艺术的知音！’”

今年是张庚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追忆张庚先生对戏曲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应该学习他的精神，继承他的事业，把戏曲学科建设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