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是奇怪，有一些人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我想自己被鲁迅先生情结萦绕一生是必定无疑了。

从第一次看鲁迅先生的书到今天也有三十余年了，在这二十余年里我一有机会就会到他墓地旁静静的坐上半天，会在他度过童年的“百草园”旁住上几天，会在南方那些著名城市中找寻他提到过和留下足迹的每一个地方。他的书我不止一遍去读，当我面临道德、真理、价值与现实间的困惑或是不再相信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时，我总能在他的书中找到答案，我总觉得他在上个世纪的话语是在对我说，他告诉我如何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自由真理高于一切的原则。他不是艺术家，但他比任何一个艺术家对我的影响都重要。

    有时我也在想是什么趋使我如此迷恋这位精神导师呢？

纷繁复杂的二十一世纪让我们深切体会到物质的巨大魔力，人们对现实的关怀似乎比对自身认知要远阔得多，这个时期已经远比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复杂和危险，但是只有鲁迅先生清楚的预示到采用何种办法和手段不丧失自我的思想和关于时代的宏大思考中所面临的如何安顿自身的精神家园的问题。当年鲁迅先生在他想象的铁屋子中，对是否唤醒那些沉睡将死的人做道德责任思考时，就已经不是决定写不写一篇小说这么简单的事了，他用一生告诫人们要保持自省和自警，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对精神家园的迷失和“文革”后对于历史的反省都成为典型例证。并一一证实了鲁迅先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对物欲横流人性缺失和任何形态的新的蒙昧产生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他显示出了他的“真正的启蒙者”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梁实秋，林语堂，胡适等人在这方面不及鲁迅，从理解的角度上看更不要说苏雪林，杨光政之流了。

     我在与朋友聊天谈及鲁迅先生时，他们常常这样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煽情”和被感动的时代了，我不反对鲁迅，但我也不想被以往僵化话语体统和教条所束缚，而影响我对当今文化的判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今文化的得失。一是鲁迅先生是否是僵化和保守的代名词。应当承认，今天的物质环境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过去主流思想和文化理论的批判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在对另类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的倡导下，更为人们展示了开阔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对自身道路的适当选择和发展意义的进一步思考。但是深刻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今天的文化现实是：对个性化的和多元文化的赞美，并不能掩盖当今文化对人类社会关注的匮乏，人们在工业社会的理性逻辑中已经难以找到自我的价值了。而鲁迅先生的伟大则在于他在强烈憎恶中始终怀着一贯有的深刻悲悯的心，直中中华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和依赖诸种种弱点的要害，以文化体现重铸现代国人的灵魂的社会价值。他从来没有脱离现实来谈文化。因而鲁迅先生并不是保守的，他只是知道任何东西的引进和使用，在中国却往往变样——改变了它的原有性质和模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盲目的嫁接西方话语不仅破坏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会给懒惰的人提供新的逃避借口。所以他执行的“拿来主义”目的是滋养民族精神，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断输入新鲜血液。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的小一点：文艺事业。”他认为在“拿来”时要破除内外两种桎梏。内的桎梏即旧日的桎梏，是用了“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不能敏锐的观察到“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而外的桎梏则是新的桎梏，它来自于我们的迟暮感，因而会全盘“敬谨接收”，企图一味模仿，因袭西方文化而舍弃本国的民族性。鲁迅先生客观冷静的在主张“拿来”的同时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今天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复杂时代，这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吗?

    我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心中的一种象征，代表着探索、批判和思想开放的精神，他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确认意义和价值，唤起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在物质、精神和灵魂的选择上，鲁迅先生用一生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2002年最后一个月的一个阴沉的午后，虹口公园里静静的，我离开了鲁迅先生的墓地，当我最后一眼望向那方窄窄的，素朴的坟墓时，我又想起了先生在临终前在上海所摄的一张照片，我清楚知道鲁迅先生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仍然用悲悯，苦痛的神情望着那些依然过着庸俗和自甘堕落的人生的人们。同样，他也激励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更好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