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公共精神。

想要在中国成为知识分子，需要一系列的考试。从大学入学、四六级英语、毕业考试、硕士、博士考试一直到职称考试，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戴上知识分子的桂冠，人模人样的出入各种场合，教化大众。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制度，或者说经过个人奋斗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志愿者。

服务社会，每个人都有能力，但要想成为特长，它就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了。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大学在录取上要看学生两点，一是高中成绩，二是特长，而那些立志要献身科学和学术的学生们大都是靠体育和社区服务特长被录取的，有的学生在录取前曾做过一年的社区志愿者。人一出生就哭着要奶吃，个人需求作为生命的出发点，是人的第一感受，如果没有后天修炼，此一本能很容易顺势而成一种坏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公共生活必然要融入私人空间，公共精神就是不求回报的为社会服务。

西方大学里的教授有三大任务，即教学、科研和服务。这个服务与我们的理解有些不同，不是对外咨询与成果转化工作，或者这类活动又叫开发，属于科研工作，那是有经费的，因而也有报酬；而他们说的服务是校内无偿劳动，大约占总工作量的10%左右，例如，教授们一般要参加各种委员会，做高级志愿者。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学者们如果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专心去搞自己的研究，成名成家后也可以提高学校声誉，贡献不是更大吗？他们大都感觉我提出的问题很新奇，因为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学术人，不是技术人，而是公益负载者，他们自愿为学校出力，已经成为习惯，如果不做一些与自己无关的额外工作，会觉得很失身份，就像一名神父行为不端一样。西方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国策，但公共理性竟如此深入人心，这倒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在中国，“君子不言利”的清流传统落后了，物质刺激成了提高效率的基本手段。名也掺和进来。企业家的名在利里面，有了钱，就有了名，尽管可能不是清名。教授们利在名里面，有了名，就有了钱，尽管可能不是大钱。鲁爷把世事看得很透彻，他说人可以棒杀，也可以捧杀。经历了“反右”与“文革”，学者们知道了“棒杀”的痛楚。到了尊重知识的年代，尽管没人有意棒杀学者，但是客观上真有这种可能，别人说你了不起，你会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别人给了你很多，你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更多。名利驱动既有效，又危险。如果教授们不愿意做没有名利回报的事，高等教育就完蛋了。市场经济是好东西，市场社会是坏东西，而一切都市场化的高校根本就不是东西。

中国刚刚进入工业文明，读书人也拖着小生产者的尾巴，名利刺激会使尾巴翘得更高，在自私中自大起来。不学会冷却自己，人就不清醒。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寻找精神谋生之路。教育母体出了问题，根基就会发生动摇。很多贪官都是大学毕业生，不能光说制度把好人变坏了，如果他从老师那里带走了功利与欲望，进入江湖就有可能成为打劫者。

萨义德一直认为，具有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全社会的良心。做到这点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心里这个世界还有别人，摆平自己，从小我走向大我，就可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公共知识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