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法国尼斯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每天都像在国内一样起的很早，而法国人则过惯了夜生活，早晨8点钟街头基本上还看不到人，我去买一个棍子面包，像当地人一样夹在腋下，在大街上溜达。这样我认识了一个早晨清扫街道的清洁工Francois Perrier先生。

Perrier先生40多岁，长着一副意大利人的面相，会一些简单的英语，大概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所以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每天早晨我就和他坐在尼斯小城最南端的海滨的一张长椅上，听他给我讲各式各样的小故事。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尼斯乡下去看望他的祖父，我很愉快的接受了邀请。要拜访的人住在乡下一处具有四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潮湿，样子也不美观。老头儿有八十五岁了，沏着一手好茶，另外还有个女管家照顾他。整个一个下午，我们喝着茶，听着老头儿讲他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老头儿很罗唆，自己根本不知道有些话像我学英语用的复读机一样已经说过好多遍。Perrier先生根本不愿意听他的祖父说这些久远的往事，出去在院子里平整土地去了。

在他孙子出去的时候，老头儿突然蹦出了一个词“testament”，我不太懂，忙找出字典来查。老头儿接着说，开始他想在他死后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在伦敦居住的女儿，不过女儿根本不来看望他，后来想到了教会，但是教会又让他感到失望，最后想到国家福利机构，可是又没有哪一个机构可以让他放心。我忙追问“为什么不留给他的孙子Perrier先生呢？”老头儿说：“他像黑夜一样愚蠢。”我说；“那怎么办？”老头儿眨巴眨巴几下漂亮的蓝灰眼睛，笑了。

“我让人把巴黎的电话簿寄给我，闭着眼，随手翻开一页，用食指压住一处，睁开眼看时，是203页的de Luca先生，巴黎拉丁大区奈兹布里奇大街238号，管他谁是de Luca先生呢？我把我的所有财产都赠予了这位直到现在还不知道的幸运人，并且我已经把所有法律手续都已经办好了。而这一切我的那个孙子Perrier现在还一无所知。”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问。

“我们不能把某些东西遗传给我们认识的唯一一个人。”显然，老头儿对自己阴险的做法感到很惬意。

傍晚，我和Perrier先生在回尼斯城里的路上，Perrier先生一个人喋喋不休的说着他祖父的好话，可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的心里想着两件事，一是替这位可怜的“像黑夜一样愚蠢”的Perrier先生感到委屈；一是如果老头儿还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他寄一本我所在的中国城市的电话号码簿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