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巴蜀，天府，三个词汇，留给人们的认知，就是物阜民丰。

    物阜民丰的支点，就是富庶。唯富庶，才能物阜民丰。故得诸葛孔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认定。

    四川，天高皇帝远；巴蜀，险山恶水众；何得天府之土的美誉，一直是个困惑俺的迷。

    史书载：古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巴人世世代代在同洪水作斗争。战国时期，刀兵峰起，战乱纷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中国尽快统一。

    适巧，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时名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李冰到蜀后，即解水情：岷江，源自山高谷深，沿途水流湍急；下泻灌县，便一马平川，水势浩大，则冲决堤岸，致泛滥成灾；自流泻中，挟泥裹砂，淤积抬高河床，加剧水患；突兀一座玉垒山，横阻江水东流；致蜀地夏秋洪灾，东旱西涝。

   将巴蜀灾情了然于胸的李冰，便着手从根本上治理蜀地水患。李冰着手治理水患的浩大工程，就是都江堰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此，蜀地便成沃野粮仓，巴人便富庶起来，也就有了天府的称谓。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水利的开发，使蜀地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所以《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蜀郡太守李秦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关于都江这一名称的来源，《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

   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

    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其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不淹。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

    李冰所创建的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是巧夺天工、造福当代、惠泽未来的水利工程，是区域水利网络化的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以上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且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江堰水利事业工程针对岷江与成都平原的悬江特点与矛盾，充分发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特性，“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悬江岷江与成都平原的矛盾，使其统一在一大工程体系中，变水害为水利。

   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

   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

   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保证了大约300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

   为了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和肩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

   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这说明早在23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管理灌溉工程中，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堰流原理。

   在都江堰，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都江堰工程之初，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之所以要修宝瓶口，是因为只有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就能够畅通流向东边，既可以减少西边的江水的流量，使西边的江水不再泛滥，同时也能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那里的良田。这是治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

   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它沿岷江河雨顺流而下;东边称为内江，它流入宝瓶口。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这样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而当洪水来临，由于水位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走，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

   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的情况，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在李冰的组织带领下，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一历史工程——都江堰。

    李冰之治水之功，不仅是其建设了都江堰，更令人感佩的是，还设置了都江堰有效的管理制度，用来保证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

   到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乃至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

   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天府之源”市政府驻灌口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