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尖 山 篇

      清晨，皑皑的雪山，湛蓝的天空，无际的草原，热情打招呼的马场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决择。我和同来的田富贵，被分配到当时的115队，也就是后来的农牧结合的三连。

   时任115队队长的张金銮，带了一辆马车，接我与田富贵回连队。车上，我从与张队长的交谈中，他的口音，我似乎感到了我们是同乡，都是河北新城县人。

   他很有原则，直到我们多年交心后，他才确认了这层关系。

   我们离开了203队的三场老场部，经204队、210队，走了近几个小时，才到了115队的临时驻地—尖山嘴，开始了我的牧马生涯。

   后补插曲：当张队长带着我们二人前往115队时，必经过当时的210队，赶车的把式对张队长说：队长，听说军马一场的宣传队，现在正在210队的大食堂演出呢,咱们看看去。张队长即刻同意，我们便进入210队大食堂前去看演出。大食堂是一间两用的大房子，既可以做食堂，又是连队开会用的大会议室。当我们进入大食堂，食堂已然人头攒动，我们只能站在人群的后面，远远地看演出。我们看演出，恰逢一个节目结束，下一个节目要开始。此时，一个身着旧军装，精神抖擞的女兵，边行军礼，边报幕：“下一个节目，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片段，......”我立马惊呆了，声音如此的熟悉，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名字：“杨慧文？！”我定睛仔细地一看，果不其然，就是我们学校三五班的校友杨慧文。再确切不过了，我们不仅是校友，还同是学校朗诵组的伙伴。

   大概，张队长怕看长了时间，耽搁工作，没看完两个节目，就召唤我们离开大食堂，返回115队。由此，没及与正在演出的杨慧文，见面打招呼，就带着疑问离开了210队。

   由于军马一场与军马三场，相距百公里，时隔若干年后才得知：杨慧文是较我们一个多月，被招进军马场的。她们一共同时来了四个女生,一场分配的是杨慧文与杜大京；二场分配的是刘红与郑志君。

                           

                        （一）

 

       三连，即115队，原是单独的马队，连队所在地，在离尖山嘴十几里地的西沟。

    大概是由于西沟周边的草场退化，加之三场以后农牧业并举的规划，连队要组建为农牧结合队，才临时驻地尖山嘴。

    此时的115队，仅有两个马群，几间破旧的土坯房。

   队部占用一间，兽医室占用一间，我被所分配到的79群淘汰马群占用一间，大概还有一间是库房。另一个78群本交马群，最是艰苦，就住在地窝棚里。

    我到三连当年的春天，便在尖山嘴东侧几里处的尖山滩，筹建起一个崭新的三连。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砖瓦结构的营房，替代了原有的干打垒的土坯房。

    随着新营房的落成，新的农牧结合队组成了：原有的两个本交马群，扩充为四个人工授精马群，即四个牧马班；场里还增调来了四个拖拉机车组。其间同调的机务工中，有一个第一批来的北京知青李长江。

    六九春，我和张队长骑马，带着拖车，接来了第三批北京知青，他们是：分到机车组的顾文欣、吕行先，分到马群的蒋文忠、蒲兰山、包建南、李光、赵志勤。

    后随场里调整分散，水利指挥部的北京知青，李兆桐、孟凡杰、于博云也在其后，来到三连。增编的卫生室，调来的是孟凡杰的同校、同班、同桌的同学帅香梅；小学教师王思群。

    渐次，局直医院还来了三位到基层锻炼的北京知青郭殿文、李增月、朱继锋。

    在三连基建时：修引祁连山山水的自来水管道，冯建勋在尖山子下面住过水指的帐篷；搞测量，许允桐在三连住了几个月；刷油漆，李慧敏、黎小群、吕玉群、李苏健、李丽娜、韩莹、李玲玲、蔡春雨都在三连，啃过芽麦面的黑馒头。

    延安马场解散后，又调进了赵永顺、杨润田、穆秀云三人。至此，三连同时聚集过北京知青，多达到二十几人。

　　  附录原山丹军马三场115队工作过的北京知青名录：

　　(按到三连时间排序)

　　田富贵、魏同国、李兆同、孟凡杰、李长江、蒋文忠、

　　包建南、赵志勤、蒲兰山、李光、顾文欣、吕行先、

　　王思群、帅香梅、穆秀云、李增月、朱继峰、郭建文、

　　赵永顺、杨润田。

　　曾短时间在115队工作过的北京知青有：

　　刘亚茹、国雅君。

　　曾在水指工作，在115施工工作过的北京知青有：

　　冯继昌、冯建勋、许允桐、李慧敏、李丽娜、蔡春雨、吕玉群、

　　黎小群，李玲玲。

　 　及北京分配到115队任卫生员的郭建英。

 

  

 

    三连之所以容纳过较多的北京知青，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有几位好的连队干部，有个好的领导班子。他们先后曾任三队领导，分别是张金銮、张庆彬、李增录、马文山、阎绪文等。其间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三连建队之初，有个好连长张金銮。他自身的优点太多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大老粗，没文化，抗上不媚权。

   身为连长，春播，他站播种机;秋收，他跟康拜因。夏雨，他转马群;冬雪，他蹲驴厩。他真挚的象个兄长，啥愁事，经他的宽心，心里落不下结。

    他正直的象个严父，待工人，没远近亲后，按理说事干脆。

    他没架子好热闹：一年，连里春节会餐，工人撺搭他和张庆彬指导员喝酒敲杠子，俩人酒高了，从老虎、杠子、鸡，敲到手枪、机枪、高射炮。他没大学毕业的指导员词多，那时我国刚有了原子弹，指导员就喊出“原子弹!”张队长稍一楞神，灵机一动应道：“毛泽东思想!”逗的酒桌前，哄堂大笑。

   三场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与他相交甚厚，差不多都到他家吃过饭。我们三连的哥儿几个，更是拿自己不当外人，他家里没人，自己翻腾东西自己做饭，也得吃。我有幸在马场，遇到这样的好领导，并在他的影响下，才有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二）

 

   宇宙在必然的演变进程中，偶然间在太阳系的运动过程中，行成了一颗兰色星球，这就是地球。太阳在偶然间，产生和保持了一段恰当的距离，必然使地球在物质化学运动中，化和成氧及水。氧和水是生物生成的必然条件，生物在偶然的分子化合作用下诞生了。

 

   上苍是公正的，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机遇；上苍是残酷的，它赋予了生物物竟天存的法则。“鹰击长空，鱼翅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如果问：“生存的手段是什么？”智者的答案是：“学习！”。

   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直立，由树上迁移到大地上生存；学用了工具，扩展了自身生存的机遇和概率。直至现在，战胜了其它种群，主宰了这颗兰色星球。

    在三连的近四年的光阴，我无悔；原因就是，这段经历让我活明白了：要在陌生的环境下生存，更好的生存，唯一的手段，就是学习。

    善于学习，不断学习，刻苦学习。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背后受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都是讲得这个理，“罪”“苦”“功”，其深刻的内涵，就是两个字：“学习。”

   孔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矣。”俗语言：“能者为师”。我在三连，“既来之，则安之”，从不以“北京人”“有文化”而自负，也不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而自悲。多与原住民相处，可学习生活习惯，适应西北的客观生存条件；相交老牧工，可得到他们的信任，受益于他们多年积累的牧马经验；走近领导，他们先于、多于工人的各色信息，别于工人看问题的角度，使你丰富阅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把握正确的思维方式。

                                                                

 

 

   你会走路吗？穿着几十斤重的牧马装备？

   你会在夜半的冰天雪地里，吃上烤香的热馒头吗？

   你会骑马吗？那种坐姿平稳的快走方式。

   你会套马吗？在黑夜，从拥挤在一起的马群中，把病马用撒绳放倒。

   你会抓虱子吗？在自己的衣缝中，把那些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蠕动的白色小生命消灭掉。

   你会找蘑菇吗？雨后，站在高坡，一眼就可以找到几十斤的蘑菇。

   你会……？

  

 

 

   在西北，在马场，在工作、在生活中，每天、每时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难题，同是北京知青的你、我、他，能有答案吗？我在三连成熟较快，离不开我身边的，杨生秀、胡得贤、白得贞、赵儒学、付贵生、徐老三等老牧工的耐心细微的口口相传相授。

   我任三连的团支书、三班牧长；学会计、做兽医，得益于张金銮、张庆彬、李增录、阎绪文，张绪金、董伯兰等连领导的引导和帮助。

   现在看，我的这种与他们，无意识的亲密接触，无异于当代上岗前后的自我培训。因此，我成了三场宣传的知青模范，一尺大的照片，在三场巡展。

   我被三连的工人们推举，参加了西办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招至北京同乡的不解，和误会，在背后，给我戴上了“会拍”“会巴结”“滑头”等几顶小帽子。

   殊不知，在客观实践中，我从不靠“抖小机灵”“耍小聪明”混日子。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照学习到的丰富社会实践经验，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

   我做过的两件事，就是典型的事例：一是我任三班班长，我的同校同学l君，任二班班长。我们两个班仅邻一墙之隔，同是配种母马群。在七零年的春天，二班很快就把成群的马饲料喂光了。我们三班料房，青稞、大麦、黄豆、豌豆，还堆到房顶。畜牧付场长周述记，带场畜牧科陶科长等几位领导，亲临我班，要调我们的草料，支援二班。

   为在春荒时节，确保自己的马群不掉膘，我很难讲风格。（某种意义讲，我无权把一冬，马自己省下的口粮，不经马自己的同意，捐献出去做好人。）经他们再三的说服，我才同意将藏在草圈里的一囤麸子，调给二班。当领导的不放心，亲眼见我们草垛下压着的两大囤麸子时，都惊呆了。当他们的面，我详细解释了我们班，剩余如此多的马料，是杨生秀牧长的经验：冬初，马群膘情好，马口还不刁，多出点力，多铡些黄麦秸，铡碎、铡细，掺着少量的青棵草喂，让麦秸起到填肚子的作用即可。冬末，马群近处放，尽量少赶马群跑，减少它们的运动量。清晨出马要晚，草场上的枯草结有冰霜，马儿不爱食，早了也没用，还增加了马的运动量。下午晚收马，马儿回圈时饿极了，喂嘛嘛香，不挑食。中午就近放马，多饮一次马，早晚水寒伤马胃，中午水暖养马胃。饮水多，有助于马儿消化、吸收胃里的麦秸草。光喂青棵草，不混喂精饲料。青棵草铡的要长些，在马槽添草时，做到勤添、少添，不让青棵草洒落在槽外。勤转，见青棵草一落地，立即用草叉挑进马槽，不糟蹋青棵草，延长青棵草的饲喂时间。我们如此工作，马的精饲料，就可以留在春天，马群遛青时补膘。

   还有是，老杨头每年在马群回圈时，总是让我们用麦秸草，遮挡住青棵草，不让马群撕扯到青棵草，养成口刁，不爱吃麦秸草的毛病。我们紧临二班，他们粗放式管理，我们天天得见：草料喂的没计划，青黄草混着喂；马圈里粪草混踏，每天他们清出的马粪，比我们多几车。我们的粪车只有马粪，他们的粪车，草比粪多。他们见天的治肚子疼的病马，我们的病马少多了。

    我们的经验，让这些可称得上是畜牧专家的领导们，也不得不称赞。确实感到调我们的马料，不合理。

    其实，我们也有个小秘密：连里分料时，由于我平时待人谦和，请场院管理员不过称，按车计量。我们把车帮加高，一车可装二班两车的量。自然我们在分料时，那就占了大便宜。事后，场院管理员到连领导处告状：马群有人偷料，饲料分完后对不上数。领导一查，谁家也不认帐，不了了之，反正肉烂在锅里。而二班，场院管理员死看不上我的那位老同学，他们一袋一袋的过称，一斤一两也别想多分。所以，我尽量尊重我所接触的人，谁知道哪块云彩带雨呀？

   尊重人，最简单、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向人诚挚地请教和学习。历史上的典范就是，刘备三顾茅庐，得孔明三分天下的事例。

   二是新任三连领导，不知何因，突然把我调整到兽医室，让我干军马卫生员。这在其他牧工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我那就是挫折。我父亲是搞政工的，他讲：“你这辈子，不要沾技术的边，容易犯错误。”所以，六九年春，场里选我参加了场会计培训班一个月，又在210队实习会计，后正式调我到204队任会计。当张金銮、李增录二位连领导和我谈调动的事时，我哭着拒绝了。

   三场的会计，意味着连队干部后备队，三场大部分基层干部，都是会计出身。对其他人，这是一次人生蜕变的机遇，而我在“以苦为荣”的信念驱使下，毫不迟疑的推掉了。人生砸给我的第一张馅饼，我没有珍惜，随意把它扔在泥里。这调兽医室做卫生员，是硬塞给我的，没有我选择的可能。我以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钻一行，”的信念，激发我“置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把别人玩“牛牌”的功夫，我拿来学习治疗病马的技术。

    我在当年探亲返京时，拿所有的工资积蓄，跑遍北京的新、旧书店，买回了兽医必读书籍，为自学成材奠定学习基础。

    我自费购得的那些专业技术书籍，回到三连兽医室后，让原有的、从未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兽医，都视若珍宝，每日必读。好在我的工作表现，和当牧长时，就与兽医室老兽医们相处的很融洽，他们都非常高兴收我这个徒弟。

   我待张绪金、巴奎元、王子文，陈钊等几位老师，谦和、虚心、真诚、好学。他们也从不刁难、苛求我，并且信任我，放手让我更多的自己“单练”。由于我的勤奋，好学，脏活累活我争先，跟马值班我争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就基本上能独立跟群，治疗病马的常见病了。

    连里把二、四两个班，安置在半截墩夏季牧场常驻，需单设兽医室跟群。我是单身，为照顾老兽医夜间不离老婆，我主动请缨，孤身一人，承担了那个任务。

   我现在回想那段经历，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白天还有个人说话，晚上两个马厩，就我一个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孤独得象个坐监的犯人。干脆天天夜间跟马出诊，即解了寂寞和无聊，又落个工作认真、塌实的好名声。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巴兽医，他是老兽医，待我从不保守：扎静脉，手把手；学中医，尽所能；讲病理，很透彻；出差错，他承担。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掌握诊疗技术。

   我也忘不了王子文，我刚到三班放马时，他是付班长，我们就投缘，可惜没处几天，他就调兽医室了。我的来到，他最高兴了，他象兄长般照顾、呵护我，使我在兽医室工作的很顺利，生活很愉快。

   还有张绪金，他是三连的畜牧付连长，兼兽医室的头。是他和北京知青刘亚茹的努力，连领导才“恩赐”给我从事兽医的机会。他要不放手，我再能耐，也是白瞎。

   谢谢您们啦，我的各位好兄长，兼好师傅。无以回报，借此文，以表心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