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百年诞辰之际访《柳青传》作者、柳青之女刘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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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风：父亲在世时一心想完成4卷本的《创业史》，按照他的计划主要写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他要在第4部里完成自己对合作化的全部看法。由于旷日持久的运动和他极度衰弱的身体，终未如愿，失望时曾希望我能对此作一点补救。

我197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父亲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长逝，陪他度过了最后的9年。由于家庭情况，以前我对父亲了解较少。通过9年日日夜夜的交谈，我对父亲逐渐加深了了解。

1978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还一直在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2部的前14章，有的章节还重写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无法完成这个作品，他落了泪。

一部没能全部完成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系统呈现他的完整思想。对父亲难以瞑目的遗憾，我只能尽这点绵薄之力。我决心用我的笔，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1978年以及1979年一整年，我先后拜访了父亲生前友好，走访了很多历史当事人，作了大量的文字记录。但当我渐渐深入了解父亲以后，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这本书里有一条主线，就是我们父女从疏远到变成相依为命的过程。后来搜集材料的过程，也不断填补了我了解父亲经历的许多空白。

记者：您在该书后记中提到父亲曾对您说的一番话，读来颇令人震撼。柳青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把自己收藏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碎弹片送给你，并对您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请您谈一谈在这部书的创作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

刘可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我去他家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在他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他一有空就和我聊过去的事情。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东西，他不识字，但很爱思考问题，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让人感动。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去世。我父亲是1978年的6月13日走的，这让我觉得很惊异。

我把创作父亲传记的希望寄托到退休后，虽然我日日夜夜都记挂着这件事，但2001年真的退休了，却胆怯地不敢拿起笔，一点自信也没有，焦急和畏惧日复一日。进入2003年，我更担忧岁月催人老，才下决心拿起了一生都敬畏的笔，开始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地述写有关父亲的往事。到2005年断断续续写了一大堆，但这一稿几乎不能用，仅仅把记忆召唤回来了。

2006年，父亲生前的几句话一再敲打我。他曾略带失望、更是激励地对我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要求我在克服缺点、决心行动时对自己要狠。他当时随手找出在苏联访问时从马马耶夫岗索要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碎弹片送给我，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2006年，我下了狠心，度过了月夜中写作、日出后休息的三年，写出了有章有节的一稿。此后的几年，又系统修改了两三遍。2012年初，我觉得可以定稿了，同时接受专业人士的建议，继续作最后的润色。今年，出版社的编辑调整了全书结构，加工了文字，使书稿得到显著提高，终于可以奉献给读者了。

记者：从《柳青传》中了解到，您父亲当时主动离开北京，安家于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搞文学创作，落户14年。在农村写作很顺利吗？

刘可风：父亲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他从来都认为要搞文学，必须到自己的写作对象中去。他的志向是写农村题材，他认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他一开始写了一部小说，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将近10万字，1953年在长安县委挂职当副书记时几近完成。但他觉得没有超越自己此前发表的《铜墙铁壁》，于是自己把书稿烧了——这一烧，就是要逼迫自己下决心向新的高度冲击。

初到皇甫村，得知在罗湾村和三村之间的半坡上有一座破庙，无人居住。父亲用《铜墙铁壁》剩余的稿费作了一次大整修，留了两间大房、两间小房，其余的全部拆除，房子之间铺上石子小路，小路两旁修了小块草坪。一家老少搬进来，院子里顿时充满生气。邻居们常上来借东西，农民闲了蹲在墙根，抽着旱烟和他说话。不出大门，庄稼院的鸡叫狗吠听得一清二楚。

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要成立西安分会，陕西省委宣传部要父亲担任副主席。父亲一次次找有关领导，说明自己的写作计划，但他的理由始终不被接受。西安分会成立后，《延河》创刊，从此他的担忧成真，写作不断受到影响，甚至有一度想另找偏远乡村安家落户。1955-1956年风调雨顺，农村收成好得让人心花怒放。可是，父亲在创作上却遇到了瓶颈，几年没拿出作品，对他的闲话也多了起来。后来连村子里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了议论：“这老汉在这儿休养哩！”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父亲时，父亲平静地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他在农村工作的体验和刻苦写作终于有了结果，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父亲的《创业史》终于开始在《延河》连载。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

记者：《创业史》的创作过程，第一部四易其稿，整整写了6年。直到1960年《创业史》出版，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可柳青拿到稿酬以后，却分文不留，捐了出去。但第二部迟迟没有面世，直到1965年第二部上卷初稿才在杂志上连载。柳青为什么在晚年放弃了集中精力写作？

刘可风：不是放弃，是没有条件写作。一是运动中还能写作？二是身体情况。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当时父亲拿到了16000多元稿酬，全部捐给了皇甫地区搞建设。有人好心劝他，给自己留些以防万一。他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父亲每次创作长篇小说，都有这个特征：十分拼命。在写作《创业史》时，数度遇到很大困难。记得《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文心雕龙》……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他反复对各种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自己的创作进行思考。他在艺术上对自己很苛刻，每写一本书，一定要比前一本有所提高，不然宁可作废。在那几年里，父亲一直没有东西出来，当时他的朋友、领导甚至妻子，都对他这种状态表示了担忧以至怀疑。面对这种压力，他创作的时候当然更加拼命。

对于文学创作，他主张借鉴他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探索。父亲认为创作不是去模仿别人，而是在别人的作品里学习创作的精神和方法，然后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作品，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父亲写小说不是深入生活，而是融入生活。他开始写作《创业史》时，很快感到情节的发展在因果关系、逻辑过程上有缺陷。于是，他决定吃透蟆河滩的历史。为了写好农村和农民，父亲数年跟农民在一起，让自己进入农民的角色来写农民。写作《创业史》四易其稿，父亲认为文学作品要让形象自己说话，作者议论越少越好。

记者：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柳青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与赵树理、周立波、孙犁被誉为中国当代作家描写农村生活的“四杆铁笔”。他身体力行地关注民生、关注现实，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并在之后的14年里生活在该村，也有人说柳青完全“农民化”了。在您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形象？您如何看待父亲在农村的这14年？

刘可风：父亲的作品最可贵的就是鲜活和真实，用人物形象展现时代风貌。他的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他实实在在地深入生活，这不是去一个地方住个三五天就能获得的。他深入农村生活14年，当时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突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对当时和对现在，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父亲的“农民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出生于农村，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农民在一起，写的基本上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所以，他融入农民的这种感情和行为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他生活经历过巨大变化：进了城，还出过国，当他再回到农村时，为了能够和农民融合到一起，使他们和自己相处感觉亲近，又有一个主动转变的过程。

14年在农村生活，是要吃很多苦的，但父亲坚持下来了。有一次，文化部的领导问他，“老作家对于培养新作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他说，要一丝不苟地写好自己的作品，给青年作家提供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还有，老作家在深入生活上也要给年轻人作出榜样——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