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IOE，指的是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三家著名外资——IBM是服务器提供商，Oracle是数据库软件提供商，EMC则是存储设备提供商，三者构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由这三驾马车构成的数据库系统几乎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商用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一些需要大量数据运算的电商、石油、金融、电信等行业都广泛使用IOE的系统。

其实，“去IOE”运动的本意是低成本化——部分企业用成本更加低廉的软硬件来代替昂贵的IOE设备和系统。但是，据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的观察，在“斯诺登事件”引发各国对国家信息安全的担忧中，“去IOE”不仅是降低成本与打破垄断的问题，还带上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的浓重色彩。这种担忧与某些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有逐渐异化为某种社会压力的可能。

在中国的银行业内，对“去IOE”问题就有这种纠结的心态。金融业是IOE们的传统优势领域。2007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进行过调查，在已建和在建的电子政务项目中，设备国产化率不足33%，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设备国产化率不足2%，尤其是关键应用主机系统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外设备。从央行到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最早开始兴建核心业务平台和数据中心，其产品使用和维护几乎是清一色的IBM。主张“去IOE”的人质疑：中国金融业的核心数据和系统都高度依赖IOE们的产品和服务，这在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方面可靠吗？而反对“去IOE”的意见则认为，IOE的设备与系统稳定性高，中国企业暂时还难有替代的产品，中国金融业不应该去IOE。

金融决策机构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有媒体引述央行权威人士的回答是：“并不是让银行业弃用IBM、弃用IOE。如果弃用，有巨大的重置成本。国家层面有意降低对国外IT厂家的技术依赖，此外还有一个良好愿望是，同步促进国内IT产业的发展。”据称，中国银监会期望银行对IOE的技术依赖度逐年下降，而操作路径需要银行的技术人员研究决定。由此看来，政策部门从长远看希望降低对IOE的依赖，但在短期内不会以行政力量来推动，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与之相差比较远。

不过，金融机构本身对于“去IOE”似乎并不热衷。一位中国银行IT部门的人士称，核心账户系统对性能和安全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而国内品牌高端的产品水平有限，所以大行用的还是IBM的主机和大型机。由于重置成本非常高，大行的核心系统也不能随便换。中国银行的年报显示，近年来中行在IT蓝图建设方面的投入就超过百亿元。

此外，从技术层面看，从IOE模式转到“去IOE”模式，技术架构完全不一样，比如，银行底层编码的开发都基于IBM架构，去IOE模式涉及到技术人员转型、数据管理方式转型，系统转型的成本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转型如果带来系统稳定性问题，那将是真正的信息安全问题。因此，“去IOE”在很多银行那里仍然停留在想法阶段。有人估计，中国的银行业要真正实现“去IOE”化，估计至少需要10年到20年。

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去IOE”化在中国正在出现“异化”的迹象，即由一个技术问题和成本问题，变成一个掺杂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可否认，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端产业都不可能摆脱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比如，美国政府就不允许华为公司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但当技术实力不济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从技术和市场层面来考虑政策问题。如果让民族情绪过度主导了政府决策，往往会导致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对于“去IOE”化，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客观地把问题分开：政治的归政治，技术的归技术，市场的归市场。尤其是在技术不行的时候，只有理性分析问题，才能避免产业政策成为驱逐外资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