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正面临一种历史性的转变——从分散的个体经营向规模化和合作化经营转型。建立在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农民个体经营在三十多年来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农民分散经营机制的效能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未来中国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闯出新的发展道路。

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研究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强调建立多元化的农业协作组织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是在强调，中国的农村发展应该在新的机制下再度走向规模化与合作化，这样才能超越“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在新的高度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推动中国农村发展走向规模化与合作化，需要很多的支撑条件，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金融服务。我们在基层的调研显示，近年中国农村发展中的规模化与合作化，已经有很多创新的实践。但与此不匹配的是，基层的金融服务严重跟不上农村发展的需求，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突出问题。

某省的一位种粮大户承包了700多亩地，每年麦收前要把下一年的土地流转费用结清，一亩地600多元，加起来就是40多万元。春耕备耕时，集中购买农资的资金缺口也有四五十万元，周转不过来只能跟亲戚朋友借，利息比银行的高出一倍。其他的像购买农机、添置粮食烘干设备等都需要大笔资金。这位大户一语道破了金融服务缺失的实质：“我也不想再借高息的钱，可是没有钱，想搞规模经营，门儿都没有！”

这种现象在国内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必须从分散的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转型。近年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成为最有活力、最具发展前景的力量。但无论是在固定资产投入，还是流动资金需求，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金融资本也更加依赖。

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在江苏某镇调研时发现，该镇在发展特色水蜜桃产业时，如何解决金融服务需求就是个大难题。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该镇农业协作组织与某银行合作创新出“土地信托”，试图解决以合作社方式发展水蜜桃产业面临的金融资源匮乏。目前相关的金融创新还在进行之中。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农村金融资源欠缺、金融服务缺乏的情况下，类似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金融创新服务，应该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实际上，中国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农村金融缺失的负面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村长期处于金融服务链的末端，农村金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已将“发展普惠金融”列为改革任务之一。在中国央行研究局的相关报告中，更是直接把普惠金融与面向“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划上了等号。要强调的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是关系到能否解决“三农”问题的大事，在此过程中，不能因为金融服务的缺失而拖累农村发展转型的步伐。

在解决了观念问题之后，如何提供适宜农村发展的金融服务就成为现实问题。在我们看来，首先要放开面向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允许各类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多元化的有竞争力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其次，对于涉农普惠金融业务，国家应该实行倾斜政策，改善配套政策环境，如税收优惠、特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特别的利率政策等，此外，政府还可以提供担保增信服务等。第三，在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化改革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允许土地资产进入市场，为农村金融提供强有力的资产基础。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农村发展转型对中国是件大事，而农村金融服务缺失是其中的一块关键短板，国内政策部门应该以此为突破口，不能让农村发展转型绊倒在金融服务缺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