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场上，人脉即是红利。同一件事，由不同背景的官员来做，往往能收到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当金融口的官员转任地方官，可以为当地带来崭新的发展思路和资源。这种红利在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调职山东后，表现得十分突出。

今年“两会”后，最引人注目的官员调动，应属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转调山东任代省长，然后转正为省长。有关郭的调离，各方猜测颇多，多认为其任上出台的各项新政，触动了不少利益集团；而在调任山东后，郭省长的曝光率锐减，但从有限的报道看，郭树清在山东省长一职上依然保持着锐意进取的风格，推动山东省的经济发展与改革。

山东省最新一则改革动向，带有很明显的郭氏色彩。日前，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在金融这一软肋上取得突破。长期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但这只是量的积累；金融一直是这个经济大省的薄弱环节。据悉，山东省每百人中从事金融行业的有2人，而江苏上海等地是6－7人。相对落后的金融环境让当地企业普遍感觉经营困难，融资手续繁琐，也缺乏支撑创新产业的各类股权投资机构。从发展金融入手，被山东地方认为“路走得很准”——而这也是郭省长所擅长的。

据山东省金融办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意见》出炉前历经郭树清主持的4次会议，经过6次修改，大小修改70余处。在文件编制过程中，郭树清要求研究国务院国办发[2013]67号文件（即金融“国十条”），该文7月5日发布，内容有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山东金改中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等部分，就是通过消化67号文来的。可以说，这份山东省的金改方案，是郭树清任职省长后为地方带去的一笔大的红利，也只有金融高官转任地方，才有可能收到这样的效果。

往前追溯的话，这种红利并不止官员的个人能力，也包括其在之前任上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郭树清调职山东后，山东省立刻吸引了全国金融机构的关注。4月下旬，在郭树清的推动下，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济南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仪式结束后，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任）郭树清接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桂敏杰一行。而在5月底，郭树清率领山东代表团访问香港，主持参与香港山东周的活动。期间，山东省推出了200个重点项目，涵盖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多个领域。郭树清在致辞时表示，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鲁港应进一步在金融产业、科技讯息、交通物流、商贸服务、生活服务、城镇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深化合作交流，促进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若换作其他的官员，很难想象，将能给山东带来同样的红利。山东省在这一桩职务调动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事实上，金融高官任职地方带来的好处，早已有过先例。2002年时，原央行行长戴相龙从央行调职天津任市长，也为这个直辖市带去了新的气象。在他任职的5年中（2003年－2007年），天津金融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首先是2005年，渤海银行挂牌成立。这是1996年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紧接着在2006年5月，国务院明确了滨海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地位。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天津滨海新区推出7项先行先试政策，其中包括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居民和企业的意愿结售汇等；同年9月，“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发展高峰会议”在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几大金融主管部门以及几大商业银行领导齐齐出席，被认为是金融界力挺滨海新区改革创新之举；同年12月，渤海产业基金成立，成为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

从戴相龙与郭树清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高官转任地方，对地方金融发展的推动。能拥有这样一位锐意进取的、“空降”的舵手，对于人才储备相对薄弱的地方而言，可算作额外的助力。不过也应看到，官员所带过去的资源，并不足以改变地方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加快，但改变不了，因受当地资源禀赋、经济生态等要素制约。比如说，即使戴相龙曾是一位从央行行长调任的天津市长，他依然没能将滨海新区打造成金融中心，而是将其定位于“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事后看，这一定位无疑是精准的，也减轻了天津的竞争压力。在这一方面，对于郭树清转调后的山东，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金融高官转任地方，将给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或许也正因认识到这一点，郭树清治下的山东，也非常注重金融官员的培养和交流。据悉，中央金融部门和企业将选派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山东省每个地市将配备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而山东省也将选派34名干部到中央金融部门和政府挂职。这条路走得的确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