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如何清理、疏导IPO“堰塞湖”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也难怪，由于市况不佳，新股发行速度放缓，截至12月13日，待上市企业的队伍已排到了831家，为各方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对二级市场来讲，过而不发的“堰塞湖”引发新股将要批量上市的忧虑，尤其是中国核电、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等大块头，对市场资金面构成沉重压力；对拟上市公司而言，过而不发则是种折磨。年内IPO无望，令不少公司的业绩绷不住了，业绩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备受考验，还未上市便可能出现变脸；对中介机构来说，日子也不好过。IPO积压令保荐机构库存增加，保代过剩，部分公司可能将不得不降薪裁员。

目前来看，过高的新股库存使得IPO“堰塞湖”成了一道必须解决、但又非常棘手的难题，任何动作都必须照顾到多方的利益，尤其要平衡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利益。若像市场担心的那般，加快新股发行速度，让上市公司流血发行，一方面作用有限——831家排队新股，即使按每周新发5家计算，也得要3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可谓双输。股市扩容依旧，上市公司也要“赔本赚吆喝”，还有可能加剧二级市场的投机氛围。这一点，从洛阳钼业及浙江世宝所遭到的爆炒可略见一斑。

据国内媒体分析，监管部门的应对思路已逐步明晰。简单说，包括三个方面：分流、挤水分以及严执法。其中，分流是治理IPO“堰塞湖”的核心，试图改变目前排队企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这个思路不难理解。在过往，中国上市公司要进行股权融资，往往只能选择在公开市场上市，想融资的企业太多，同时渠道太狭窄。这也是中国IPO改革的根本难题。与之相对应的，对拟上市公司进行分流处理，让它们通过“新三板”、发行债券以及海外上市等方式完成融资，是治理IPO“堰塞湖”的自然思路。

不过，这种分流工作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证监会可能无法说到做到。比如“新三板”，作为今年刚刚正式扩围的新生事物，“新三板”市场能否获得投融资双方的认可，尚属未知之数，其流动性与融资功能惹人担忧；而在转板制度仍未出台时，让那些排队的企业转挂“新三板”，也会心有不甘；此外，800多家拟上市公司，基本不可能都转到“新三板”市场，转挂可能性较大的，是其中324家计划登陆创业板的公司——若再加上地域上的限制，新三板扩容试点目前只限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和天津滨海，则只有99家，对于831家、且数量有可能继续增加的拟上市公司来说，根本不够用。

又如发行债券融资。今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的一大特征是信用债井喷，据测算，今年前11个月，中国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规模接近3.5万亿元，远超2011年全年的2.2万亿元，约占年内全部债券发行量的1/2——债市体量乍看之下可以容纳800多家拟上市公司。但当我们进一步剖析，这3.5万亿信用债里，由上市公司发行，并受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仅为2357亿元，其余的分别为短融（5203亿元）、中票（7861亿元）、超短融（8170亿元）、定向工具（5257亿元）及企业债（5724亿元），这样的额度并不可观。更何况，对于部分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其发债资质可能只够得上中小企业私募债的门槛，后者是今年的新生事物，今年发行了67只，12月只发行了1只，市场供求难以匹配，热度降低，也很难盛纳至少225家上市公司（32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减去99家转挂“新三板”）的融资需求。

最后是海外上市。自2011年中概股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困难重重。近日中美审计监管风波再起，SEC起诉五大会计事务所的中国业务违法美国证券法，值此背景下，赴美上市只是种奢望。目前来看，香港市场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应许之地”，今年前11个月，共有33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在42家境外上市企业里占比近80%——这也意味着，即使2013年的发行速度翻番，香港市场也只能上市66家企业，无法满足800多家，尤其是沪、深两市507家上市公司的上市需求。更何况，在更严格的监管制度下（香港证监会日前出台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加强对IPO监管力度），中国公司赴港上市，首先要把水分挤干，这也将增加海外上市的难度。

如此算下来，这三条道路的最终分流效果可能会比较有限，承载不起证监会与市场的期望。从报道看，证监会可能还会利用IPO打假迫使部分排队公司中止上市，以缓解“堰塞湖”的压力。在分流道路很难满足需求的条件下，打假可能将成为监管层治市的重要手段。不过，安邦研究人员一向认为，暂停IPO制造“堰塞湖”是错误的思路，现在，当“堰塞湖”势如累卵之时，又考虑以多种方式来分流，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手段掩饰过去的政策失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由此来看，监管层为清理IPO“堰塞湖”所拟定的应急措施，治标而不治本。监管层清理IPO“堰塞湖”的工作，首先必须理清思路，恢复IPO职能，同时要考虑采取系统方法，而不要指望靠“三板斧”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