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国内地方政府偿债的高峰期。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债务总额为10.71万亿，扣除未使用的1.1万亿，实际规模为9.67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推算，今年有约1.84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到期，占全部待偿债务的17.7%。由于2011年到期债务大部分将以再融资方式周转到2012年，估计2012年到期债务本金额或超过3万亿，加上进入新年度后利息调整，2012年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时期。
　　高额债务对各级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今年经济减速，再加上房地产调控，地方普遍依赖的“土地财政”大受影响，这使得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一方面，地方债务要偿还，另一方面，各个地方都还要过日子，要抓经济增长。在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下，保增长就要搞建设、上大项目，这都需要地方到处找钱。
　　与过去相比，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已大受限制。除了依靠传统的银行渠道外，信托成为向地方融资平台输血的第二主力。在银行融资受限之下，信托公司成为地方政府的“白衣骑士”。早在今年3月，安邦在研究简报中曾统计，2012开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天津信托、长安信托、中铁信托等信托公司已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上百亿融资。此后，这类政信合作的信托产品继续增多，今年上半年在所有信托中的占比为22%；第三季度则继续高歌猛进，共发行产品107只，募集资金372亿元，二者分别占三季度集合信托的26.35%和30.62%。10月，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基础设施、金融，占比分别为17.16%、17.16%、9.47%，其他投向的有53只，占比31.36%。其中基础设施类为33.59亿元。
　　票据融资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渠道之一。2012年11月2日的数据显示，前10个月短期融资券（含超短融SCP）及中期票据（含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规模为1.9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41万亿元增长35%。不过，这类融资的风险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据11月6日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为交易商协会）为防范风险，在10月中旬已暂停接收副省级以下的融资平台类（基础设施类）企业发行中期票据项目。据接近监管层的人士称，今年以来，通过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中票的地方融资平台越来越多，不少地级市乃至区县级城投企业也加入了申请中票发行，报的项目太多，为防止风险，交易商协会只能暂停。
　　再严厉的监管也无法抑制地方政府融资的现实需求。我们注意到，在紧迫的融资压力下，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大胆的“创新”。据云南嵩明县官网披露，2011年该县大胆探索民间融资、委托借款、票据贴现等多种融资方式，共完成融资19.5亿元，其中向企业借款、民间融资8.4亿元。据了解，该县政府委托当地一家信托机构发行融资产品，该产品收益权归县工会所有，工会则组织公职人员自愿认购，每次投资期为期三年，利率为10%。这种做法并非孤案，山东某县也曾出现向当地公职人员发行理财产品进行集资。
　　这些迹象显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融资已经到了“畸形”的状态，这与过去中央政府严厉打击的民间非法集资有什么区别？在我们看来，在本质上二者的风险性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民间集资的风险主体是个人，而政府发行信托产品的风险主体是基层政府。一般认为，政府不会破产，它应该比企业有更高的信用和筹资能力。但是，在房地产调控、土地财政收入大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肯定会随之下降。更重要的是，安邦研究人员的调研显示，每一任大量举债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想过去如何偿还的问题，而是把问题和麻烦留给下一任官员。这意味着什么？地方政府在理论上有无上限举债的可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基层政府的畸形融资方式存在风险。一旦情况严峻，部分基层地方政府很可能就会走向破产的边缘。虽然法律上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会破产，但政府违约造成的问题，可能比个别企业违约造成的问题和杀伤力都大。这些迹象背后隐藏的风险，应该值得有关部门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