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软多时的A股市场迎来了今年以来的一个重量级消息，部分业内人士甚至将之看作是久违的利好：中国水电即将IPO。有媒体以“中国水电：中国外经企业‘走出去’的标杆”为题称其是“全球水利水电建设行业的引领者”。
　　这种评论自然有利于中国水电的顺利路演以及IPO之后的股价走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水电在工程建设方面也确实代表了中国的整体实力，包括技术、成本控制等诸多方面。但问题是，海外市场对于成功的定义真的如此简单吗？水利水电工程不仅是建造，还涉及前期的项目准备，是否有强制拆迁、漠视环保、侵犯当地文化习俗等问题？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这些因素无法被掩盖在亮丽的财务报表之下。
　　事实上，中国水电在IPO之初，就罕见的被一个国际组织以公开信的方式揭了老底。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国际河流组织20日表示，已经发给能源水利行业股票分析师一封信件，而且此前已“致函中国水电董事长，对中国水电已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指出了仍存在的挑战”。国际河流政策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对中国水电的招股书提出了异议，认为后者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的内容还值得补充。”在国际河流组织看来，中国水电从事的是一项高风险工作，因为“如果根据国际环境和社会标准正确建设运行，水电项目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盈利的能源来源。但如果建设不当，它们可能会对当地的环境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并支付高昂的经济和财务费用。”而海外业务在中国水电中的占比很高，2010年，中国水电新的海外水电施工合同占其所有新的国际合同价值的47%，比200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国际河流的信件还指出，中国水电在执行中超过40亿的水电项目，由于其影响世界遗址保护区或面临着冗长的国际流域条约审批程序，正面临着严重的延误风险。
　　水电曾被认为是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坝则因具备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而备受各国青睐。但随着时代的推演，许多人认识到，水坝和水库会造成诸如地质结构变化、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加剧、污染物蓄积、生物链被破坏等种种环境问题。此外，越修越高的水坝造成一个又一个大型人工湖，这势必淹没大批农田、民居和村庄，导致许多人失去家园和赖以为生的产业。如苏丹麦罗维水库就造成7万居民被迫由肥沃的河谷迁居贫瘠的沙漠，并于2006年4月酿成村民抗议、军警开枪的流血事件，国际河流组织认为，一些中国承建的水电工程，如加纳布维水电站和赞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可能分别淹没著名的加纳摩尔国家公园和赞比亚卡富埃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并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据报道称，中国水电承建中面临风险的项目包括老挝湄公河上的芭莱水坝、埃塞俄比亚奥莫河上的吉贝水坝等，这些项目因其显著的跨境影响已受到众多国际机构的质疑。今年6月，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因埃塞俄比亚吉贝水坝对肯尼亚图卡瓦湖世界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曾要求停止建设。
　　安邦在高端产品《全球风险跟踪研究》中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类似问题不在少数，中国水电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外交部政策司副司长戚振宏上半年曾表示，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承建地域不断扩张，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突出。中方企业在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承建的油田频频遇袭，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工程人员，屡遭当地反政府武装袭击和绑架。国际河流组织在公开信中批评，“迄今为止，许多中国承包商都没有做好处理东道国社区顾虑和投诉的准备，并对参与和对话要求视若无睹；多数中国公司不善于与当地政府、合作伙伴之外的社区、非政府组织、本土和国外的媒体打交道。有的公司不但不尝试与不同声音沟通，反而非常抵触。”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比较有名的一个是首钢在南美的投资。1992年年底，首钢集团以1.18亿美元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国有Hierro铁矿公司98.4%的股权。但收购伊始，就被各种名目的罢工示威所困扰，最近的一次罢工于2011年4月1日才结束。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首钢的某些做法，也使它疏离了当地工人和社区：一是未履行对这家铁矿进行升级改造的诺言，导致多次发生死伤事故；二是试图在Hierro铁矿引入国内管理体系，曾仿效国内模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但事实证明行不通；三是忽视与本土工人的沟通，未遵循当地的劳动法规和安全生产要求，解雇了许多罢工工人，导致劳资关系相当紧张。
　　安邦多次在《全球风险跟踪研究》中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多种考验，不仅是财务方面的，更包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等，这些才是最难以控制，而且极易发生的风险因素。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走出去”投资是趋势，更是考验。以胜败论英雄而不顾其他的做法或许在国内管用，但如果复制到国外，则可能成为让千里之堤溃败的“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