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中国制造业前30年崛起的关键力量，恐怕一点都不为过。正是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才让代工模式得以长期在中国保持相对优势。但这种情况在后30年还能维系吗？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是选择让新生代农民工继续他们父辈所走过的路？
　　2008－2009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返乡潮”，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在于自身素质偏低。据2008年四川省南充县的调查显示，返乡回流的主要是年龄偏大和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工，以40－50岁为主，由于这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较低，失业后很难在城市找到新的工作。但这股“返乡潮”所形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它给下一代农民工形成了一个糟糕的预期：没有技能、城市不接纳、收入低，干不动的时候只能黯然返乡。2010年年初开始的富士康跳楼事件说小了是管理问题，但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去城市打工的年轻一代看不到前途，今天可以混个温饱，但明天呢？
　　何况，随着全球生产链的进一步变化，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了一个醒：低投入、低利润、消耗巨大的代工模式再也难以维系，除非还准备在后30年继续与非洲兄弟抢饭吃。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战略构想。但在我们看来，只要制造业立国的主导思想不变，解决下一个30年的工人来源以及素质问题就是这个宏大战略的根基。从数量上来说，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人海战术不再现实；办法只有一个：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效率。但高素质的劳动力从哪来，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实际上，就业市场早已给出答案：二者都不行。
　　曾经“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已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找工作难使得“读书无用论”再次抬头。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放弃高考除了学费涨速惊人外，毕业即失业的前景让读大学成为一项亏本的买卖。但大学生为何找不到工作？并非是中国已经人才过剩，而是大学教育同质化严重。没有差异化的产品就像一个没有品牌的市场，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在很多城市的就业市场，大学生身价不如技工乃是家常便饭。不过相比之下，高中甚至初中毕业、没有经过培训的农民工更不靠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题为《积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和发展问题》的文章披露，从技工供需来看，企业对技工的需求增长将快于对普通工的需求增长。2010年，接受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只占30.4%，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一个时期内的突出问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断层：低端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之间是技术工人的严重缺失，这将是制约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现有的教育培训体系与需求极端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被学历教育所控制，即使是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很多高职院校热衷于“专升本”，最后大家都往综合性大学这一条路上挤，但正如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所指出的，社会需要科学家、理论家，但也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而这些恰恰是综合性大学所无法提供的。在这方面，应该学学德国人。
　　德国在制造业的久负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教育专家胡勃先生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其称它为一种教育制度，不如称它为一种‘思想’，是一种注重实践、技能为未来工作而学习的思想”。“双元制”强调的是就业和直接通向生产岗位为未来而工作的一种教育，而不是其他什么“基础教育”和“晋升教育”。国际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强调的是紧贴市场、转向灵活，并实施订单式培训。这一点与中国目前的教育思想基本上不兼容，后者仍然强调从上至下的规范化、制度化，正是如此，才让“教育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职业教育不受重视造成的后果不仅是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刚刚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表明，我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不上大学，只能选择打工，但低技能又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来回漂泊之下，就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一方面是招工难，一方面却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象的背后是教育体系的失衡。摆在年轻一代面前的并非只有上大学或低技能打工两条路可走，制度上应该设计出第三条路：建设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梯次配置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这不仅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更是多元社会体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