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自焚而亡。惠龙集团虽然资产逾25亿元，但金利斌身后却留下对上千民间债权人的高息债务。警方知情人士称，金利斌于2004年就通过民间借贷融资。10万元以下的每月给2%的利息，10万元以上的是3%。包头电视台报道称，惠龙集团民间高额利息融资共达12.37亿元，银行贷款1.5亿元，合计14亿多元。若按本金的36%来支付利息，每年要为民间借贷付出4亿元的巨额成本。

    《现代快报》报道称，温州江南皮革的老板黄鹤已携带妻儿在4月6日潜逃到境外，留下上亿元的债务，有近十家银行的债权面临损失。据知情人士称，此前他和几个富二代去澳门赌博，“输得太厉害了，出不来，是大家凑钱保出来的。”

    这两起事件，表面看是偶然的高息集资和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与部分民营企业家盲目扩张或个人的一些恶习有关，但反映出的是民间金融风险的冰山一角。如果从环境来看，从去年开始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也是催化剂之一。今年银行新增信贷额度有可能低于去年全年实际增发的贷款总量，央行在《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中透露：“2008年年末以来陆续开工的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目前已在建设中，对信贷资金存在一定的刚性追加需求。”因此今年银行信贷额度紧张将贯穿全年。同时，银监会强调全面执行“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银行今年新增贷款按新规走款的比重要达到80%，力保贷款注入实体经济。四次加息和银行议价能力的上升，又推动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周德文22日对《华夏时报》表示，银行已基本停止了对中小企业的放贷，他们只能转向高利贷。据周德文称，“现在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资金的利率一般是月息6分、7分、8分，也就是说，如果你借了100元，到年底你要还196元。”在这种环境下，“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些中小企业老板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潜逃消失的事。”

    同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巴西，为了控制通胀，去年12月巴西央行一次性将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从15%提高至20%。巴西最近12个月的通胀率达到约6.3%，但20日巴西将利率上调至12%。再看中国，去年来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了5个百分点，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CPI同比涨幅衡量的中国实际利率仍为负。如果与巴西相比，面对较为严峻的抗通胀任务，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仍属比较温和，已经考虑到一些中小企业较差的融资环境。

    不过，期望央行不顾抗通胀的大局，显著放松货币政策以缓解民间金融的风险是不大现实的。而各级政府或许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应对民间金融的风险：

    一是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以高利率民间借贷资金大力扩张的企业的监控。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6.9%，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速快2.5个百分点。这说明由于体制等原因，中小企业有较强的竞争力，有一定的承受高利率民间融资的财力。但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经营不稳定、不规范。地方政府尤其应当警惕一些企业以高利率民间借款孤注一掷式的扩张行为。

    二是尽快出台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容忍度的政策措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今年1月曾表示，银监会将继续推进对中小企业的差别化考核，放宽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民生银行去年第四季度就曾建议：在资本监管上，适当降低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风险资产权重的认定比例，调低这部分资产对银行核心资本的耗用。实际上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较基准利率大幅上浮，银行有一定的积极性，如能在政策上再加以鼓励，就可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利率即使大幅上浮，较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对中小企业仍是相当划算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风险较小的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加大，部分民间金融已进入了风险暴露期。地方政府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控，金融监管层推出政府鼓励银行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是比较有效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