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公司研究员李浩

    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最近中国海关对个人物品征税事件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海关总署54号令规定：“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进境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超出人民币2000元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此令一出，指责之声四起。有准备归国的留学生在网上发帖出招应对：回国用塑料袋装行李，因为两个手提箱就得2000元了；IPAD就地处理；回国只穿内衣内裤；手机、电脑、相机卖掉；mp3卖掉；最好光着身子回来，保证自用物品金额低于5000元人民币。还有人建议，如果想从境外带入IPAD，最好出境前带一个高仿真的IPAD壳，回来时好应付海关。
    这些中国式的智慧，是面对海关征税政策无奈的冷幽默。在国外就卖3000多元人民币的IPAD在入境时却要交1000元的税，怎么看都不合理。我们不禁要问：关税在为谁服务？要知道，相当一部分IPAD本就是在国内生产，为什么消费者冒着被查处的危险，采用蚂蚁搬家的办法从国外再带回来？拿IPAD来说，这是一件暂时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垄断性商品，对其征收高额关税，既不涉及产业保护，又无关国内就业，最后也就是为政府创收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对此批评，“好好的老百姓过关买点儿几千块钱的东西也要收税，挣这点小钱干吗？”
    实际上，目前社会上对上述海关新政的口诛笔伐，并不完全是为了今后带货方便点，而是长期积累的对于高税负消费环境的不满，只不过现在被IPAD征税事件给点燃了。尤其是在建设消费型社会已经成为国内政策方向的时候，国内恶劣消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更显得突出。安邦多次分析指出，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市场管理。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税收制度也是其中之一。
    过去，中国的税收政策都是向外倾斜，支持出口创汇。如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原来的9.8%提高到了现在的13.5%，部分商品高达17%。出口退税的本质是用财政资源来补贴出口部门，而在中国以低价政策来获得国际市场的时候，就是中国拿财政资源来补贴国外消费者。这是很可笑的税收制度，中国工人以低廉的工资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提供给国外消费者，自己劳动纳的税也被用来继续补贴。这种制度的结果就是在限制国内消费者收入的增长，进而削弱消费能力。而在进口政策上，当进口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后，增值部分要收取17%的增值税，这也是国内消费者甘冒风险去国外买IPAD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给境外消费者以低税率产品，另一方面却对入境商品征收高关税，建设消费型社会又从何谈起？这些政策造成了同样的商品“外贱内贵”的局面。
    不合理的关税只是不合理的税收体系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税负惊人。据去年年底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消费者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更有专家说，加上“隐形税”，远远不止15万。沉重的压力下，居民拿什么消费？
    同时，在居民收入被税收拿走相对有分量的一部分之外，很多方面还要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32.99美元（约合人民币224元），出口转港回内地，身价竟然涨到了668元人民币，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相当普遍。问题出在哪？除了上述关税原因外，国内流通领域的高税负成本更是脱不了干系，这也是目前商品大涨价的重要推手。其中，包括流通环节中各种增值税、消费税、燃油税等等，还有菜场摊贩的管理费。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的税收政策应该着眼于大局，着眼于建设消费型社会、促进结构转型的大局。要建设消费型社会，中国首先要改革那些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打掉消费之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