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城市空间，树立城市地标，以摩天大楼来展现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成了现代城市所热衷的发展路径。城市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会出现对具有地标意义的超高层建筑的病态追求，这种病态追求集中展现在近日北京市部分区政府2010年修建高楼的雄心壮志上。

　　朝阳区、通州区和石景山区在近日召开的区人代会上，都不约而同的表示要建设超高建筑。其中朝阳区宣布在CBD核心区将建设400米左右的超高楼宇，通州区的超高楼不仅修建在运河水交汇的北关环岛附近，还将承担起北京东大门地标的重任，石景山区设计高度200米的钢铁大厦也将成为京西第一高度。

　　用超高层建筑做城市地标，并不是一种健康趋势。不可否认，虽然城市可能由于超高层建筑的地标意义使土地升值，导致超高层建筑周边的土地开发变得顺畅，土地收入回报多些，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精确地计算过这种收益关系的真正内涵和价值，而其或有风险更是完全没有被这些城市充分加以估计。

　　殊不知，超高层建筑的修建对城市的要求非常高，既有资本的投入，也有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投入。比如超高层建筑的火灾风险，基本是无可防范的，一旦出现重大的火灾风险，就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灾难；再如恐怖主义的威胁，城市地标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明确目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城市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将无以复加。以目前中国城市的管理水平来看，没有一个城市有能力管好这种具有地标意义的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作为恐怖袭击目标所引发的最大灾难，无疑是美国的911事件，一下死掉几千人，把一个国家拖入到一场战争中。我们必须要反思这些东西，采用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城市地标。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的超高层建筑，从30年代84米的上海国际饭店，到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上海的超高层建筑走马灯似的轮换，不断的刷新着“申城第一高”的记录。然而，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就曾在考察上海超高层时当场询问，谁能告诉我环球金融中心与周边建筑的环境关系？结果大家面面相觑，根本回答不出来。所以，超高层能吸引投资其实是未经证实的谎言，开发商冲着政府开发而来，不是冲着超高层而来。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种压力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是，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正是城市景观的破坏、城市文明与城市建筑的割裂。

　　不幸的是，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开发突出的主题，这种崇拜甚至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中。各级地方政府，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浮夸的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安邦认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确应该有，但绝对不应首先考虑超高层作为标志性建筑。城市地标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并为全世界人民所熟悉的地标，比如巴黎的铁塔，罗马的斗兽场，悉尼歌剧院，纽约自由女神像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已放弃追求高层建筑作为地标的野蛮成长的象征，转而追求一种更有文化内涵的，更富有人性的城市地标。

　　放眼中国大地，以超高建筑作为城市地标，这种肤浅的城市建设观念，导致中国各个城市在高度上你争我抢，争相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彷佛建筑物越高，越能彰显政绩民生和城市繁荣，越能表明地方政府区域开发的决心，越能抬高区域的地价房价……因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在不断的增加新的动力，各种噱头也层出不穷——诸如“某某地域标志性建筑”、“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

　　这些林立的高楼大厦，绝大多数都很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不能成为城市文化的载体。因为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建筑，标志性建筑也会在一轮轮的城市建设中不断易帜。我们认为，北京在超高层建筑上要慎重。要能显示出北京作为首都的理性一面，而不是学习其他城市，盲目追求野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