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运会复活释放积极信号，中国足球是否悔不当初？

尹波

今年初宣布延期举行的成都大运会，近日重新确定了新的举办日期，据来自主办方的正式消息，2022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延期至2023年7月28日-8月8日举行。本届大运会此前延期的原因，是当时明显反弹的疫情导致大运会赛事无法按照原计划的开放方式举办，现在确定了新的日期，表明世界大学生联合会与成都市承办方达成了共识：2023年7月能够以开放方式，在成都举办这届盛会。

这个决定所释放出的，是一种特殊的积极信号。因为它代表的不是成都，而是国家的态度。也就是说，国家认为，到2023年7月，中国开放举办世界大运会完全具备条件。这个信号之所以极为重要，在于举办大运会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大运会本身。我相信，以同一原因被推迟的杭州亚运会，很快也会宣布明确的延期举办时间，大概率是2023年9月，比延期前原定的举办时间正好延后一年。既然大运会、亚运会可以开放举办，类似的大型国际和国内文化、体育乃至经济、社会活动，自然亦会相应放开，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得以逐渐回归正轨。

这条消息，令人自然联想到，几乎与早先宣布大运会、亚运会延期举办的同时被取消的2023中国亚洲杯足球赛。比之大运会和亚运会的处理模式，早早放弃亚洲杯足球赛承办权就显得草率和短视了。亚洲杯足球赛举办时间是2023年6月，比刚刚确定的成都大运会延期后的举办时间2023年7月只早一个月，而举办大运会和举办亚洲杯面临的防疫形势、压力是一样的，甚至举办世界性赛事比举办洲际性赛事承受的压力更大，成都大运会能开放举办，亚洲杯为什么不能？

要知道，世界大运会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国外来华嘉宾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其他客人多达上万名，大运会作为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绝大部分竞技项目是在室内进行的，如果真有疫情，防控难度远高于室外竞赛，杭州亚运会的规模和处境亦然，这种情况下，大运会都可以开放举办，那么，只有几百名球员参加、所有比赛均安排在户外露天球场的亚洲杯，为什么就不能正常举行呢？

有人或许会说，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都是在一个城市举办，而亚洲杯有10个举办城市，赛事期间还可能有参赛国球迷入境看球，防控要求更高。这话有理。不过，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能够确定开放举办，说明国家对一年后的国内外防疫形势有了基本的判断：届时能够有效地控制住疫情，恢复正常的国际交往。正常国际交往前提下，承办大运会、亚运会和亚洲杯的性质实际上并无差别。大运会、亚运会能办，亚洲杯同样能办。

还有人或许会说，大运会、亚运会代表国家形象，克服困难也要办好，而中国男足水平、口碑太差，亚洲杯不办也罢。这话无理。放弃亚洲杯承办权，莫说这10座城市为承办亚洲杯在设施建设、接待条件和赛事组织上付出的巨大成本（远高于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筹备成本）失去回报和变现的机会，就足球本身来说，等于错过了一次借助世界第一运动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乃至产业发展空间提振中国经济活力与国际关注度的机遇，损失难以估量。

或许仍会有人出来辩解说，取消亚洲杯承办权的决定不是中国足协有能力做出的。我要反问，成都市有能力做出一年后重新举办大运会的决定吗？国家更高决策层的任何决策过程，都是相关主管机构、部门先提供决策参考意见、建议，然后最高层再拍板定论。而相关主管机构、部门的态度和倾向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不难推断，大运会能够满血复活，肯定得益于成都市在提出决策参考意见、建议时体现出的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科学论证的严谨性。比较之下，中国足协和它的主管领导部门，又做得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