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比“贪”更可怕 
    中国足协两任掌门谢亚龙、南勇均因一个“贪”字而“进去”了，据说其前任阎世铎的命运亦岌岌可危。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其后任韦迪估计一时半会儿是不敢在同一道坎儿上跌倒的。可是，这并不妨碍韦掌门在另一道坎儿上步谢、南等人的后尘。这道坎儿的名字，叫“庸”。 
    这不，反赌扫黑风暴第二波高潮方兴未艾，似乎刚刚学会少说话、当配角的韦迪，换了种方式，又抢回沈阳公安的风头：推出新一轮“中国足球发展规划”——男足进入2012亚洲杯前四名和2014世界杯决赛圈，国奥和女足进入伦敦奥运会，2010亚运会男足前八、女足前三，国青、国少进入世青赛、世少赛。 
    显然，在反贪战线上坚决跟谢亚龙、南勇对着干的韦迪，回到足管中心主任和足协专职副主席位置上，又成了谢亚龙、南勇的忠实盟友。坚定不移地抓国字号、抢政绩，只顾塔尖不管塔基——韦迪与谢亚龙、南勇乃至阎世铎如出一辙。尽管在这个规划推出的同时，足协还公布了一份“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但韦迪那句“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好国家队”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后者，只是前者的陪衬而已。 
    足协历任掌门都喜欢搞什么“发展规划”。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个个乐此不疲，南勇当一把手时间太短，而且足代会在最后时刻被叫停，没来得及搞。于是，这么多年来，那一份份“发展规划”中的决心和承诺，比如“世界杯打进16强，奥运会打进8强”之类的国字号大赛目标，已经快把中国球迷的耳朵磨出茧子了。然而，除1996年奥运会中国女足摘取银牌，算是兑现了一次指标之外，其余皆成笑柄。 
    中国足协何以热衷于“规划”和“指标”？盖因对掌门们而言，足协二字不过是个“壳”，直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部门足管中心，才是藏在后面的“核”。他们不需要对球迷、俱乐部和市场负责，只需要唯足以决定其仕途发达与否的总局领导马首是瞻。而“规划”和“指标”所代表的政绩符号，是领导们最为关心和重视的。 
    此外，制订“规划”和“指标”的掌门们无须为“规划”和“指标”能否落实而担责，客观上也鼓励了大话空话式的“规划”和“指标”前仆后继。足协几大掌门没一个完成过自己提出的“规划”和“指标”，至少逃不脱失职甚至渎职之嫌吧？可惜，从未听说有人因此而追究他们的责任。王俊生、谢亚龙卸任后，先后干上了年薪百万的中体产业董事长，阎世铎则换岗至比足管中心主任油水大得多且远离舆论监督的总局训练局局长肥缺。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奖励。南勇不出事的话，未来去处之含金量，恐怕不会在上述3位之下。 
    如今，谢亚龙、南勇身陷大牢，阎世铎是“下一个”的传言亦纷纷扬扬。谢、南都是由于贪腐而沦落至此的，阎若有事，肯定也是栽在贪腐之上。然而，中国足球在这几位任内遭受的最大损失，仅仅是被他们以假、赌、黑等手段捞走的那几十万、几百万金钱吗？假如他们没贪没腐，只是昏庸和无能，是否就可以在把中国足球搞得一塌糊涂、所有的“规划”和“指标’都化为泡影的情况下，继续当官或照样拿百万年薪呢？ 
    现在，许多人在追问，是谁让谢亚龙、南勇们有机会去“贪”的？我想，我们更应该深究的是，是谁让谢亚龙、南勇们用他们的“庸”葬送了中国足球整整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眼下，我们不担心韦迪像他的几位前任那样去“贪”，但确实担心，他会变成又一个生活在“规划”、“指标”和对政绩的追求里的“庸”官。诸多有识之士讲得好，可怕的不是谢亚龙、南勇这样的人，而是产生他们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