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己丑”(1889年)，在“郪王城”南唐宋“飞乌旧县”(今四川中江县仓山镇)，曾出土了一件青铜礼器。由于其铭文中有“商父乙鼎”有铭文“三十字”，除一字“摩灭”空缺外，余皆清晰可”的“父乙尊鼎”。另有“庚午父乙鼎”铭文，早在北宋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和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中，就已见诸著录。据此可知，“商父乙鼎”与“庚午父乙鼎”有可能应是铸造于同一时间并具有相同铭文的两件青铜礼器。
关于寝官。 甲骨金文中的寝官，甲骨卜辞中的“寝”多表示处所，指宫殿或宗庙的某一部分建筑，但在少数卜辞和记事刻辞以及铜器铭文仍可见作为职官名的“寝”。
另如：
卜辞：“□未卜，宾，令寝往温。”（《甲骨文合集》13575）
宰丰骨：“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易宰丰，寝小
。在五月，隹王六祀彡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261片）。
作册般鼋：“丙申，王
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灋矢。王令寝
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汝宝。”（《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553）
王令寝将大鼋赐予作册般，把王四射皆中的精湛射术铭记于庸器之上，作为永保。研究者还提出“‘寝’是王之寝宫，此处之寝是在寝宫内服侍王的王之近臣的职官名”，“寝官直接服侍于王左右，负责执行和传达王日常旨意”
，也有研究者说寝官，“近于《周礼》宫伯，是管理宫寝的近臣”
。这篇铭文中，王命也是通过“寝”传达的，类似的事例也见于西周金文，如上世纪末，上海博物馆新入藏了西周中期的鼎，铭文51字，其中有“隹正月既生霸丁亥，王在西宫，王令寝易
大具” 等等。
寝敄簋：“辛亥，王在寝，赏寝敄囗贝二朋，用作祖癸宝。”（《商周金文集成》3941）
寝孳鼎：“甲子，王易寝孳赏，用作父辛彝，在十月又二，遘祖甲
日，隹王廿祀。”（《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924）
寝鱼簋：“辛卯，王易寝鱼贝，用作父丁彝。”（《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41）
寝 鼎：“庚午，王令寝 省北田四品，在二月，作册友史易
贝，用作父乙。羊册。”（《商周金文集成》2710），铭文记载寝奉王命外出巡视农田，得到作册赐贝，作父乙祭器。末署“羊册”是族氏徽号，亦即作器者的“氏”。
这些资料都表明商代的“寝”也是职官名，且为王的近臣，他们负责传达王的指令，受王命外出行使某些职责，甚至于率领军队，或者代替商王视察，其职司与商王身边的小臣有相近之处。
“父乙”又是常见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的商朝国王，前为亲属称谓，后加天干字号，即祭祀对象的辈分和日名，是商代彝器的特点。又如“王飨酒，尹光逦，唯各，赏贝，用作父丁彝。唯王征邢方。”（逦方鼎）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枚不胜举，远别于西周春秋时代的铭文称谓。
再者，商代金文商代金文和甲骨文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虽然在刻写工具上有别，金文用錾凿刻，甲骨文用刀划刻，致使笔画走势不同，前者圆润，后者削利，但是形状上二者相似。此簋铭文与商代甲骨文相似率极高，远不同于两周时期的金文。
“父乙彜簋”根据以上可靠资料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其不是西周时代的文物，而是殷商时代的文物。以作器最多者，祭祀最频繁者，可能是殷商中晚期武丁时代的文物。
5.永存的鬼魂愿望！
关于商代货币单位“贝”。贝通常按“朋”来计算。五个贝串成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各为一“朋”，一朋就是五贝（也有一种意见说一朋是十贝）。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之“朋”字，都是象形字。贝的价值很高，商代铜器铭文中对有功大臣赐贝一次也不过十朋。当时，贝、朋已完全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
做为货币使用的货贝，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出土很多。这些海贝美观的背面已被磨平，不再是装饰品了。贝的背面并钻有小孔以便贯穿成朋。在郑州一带和安阳殷墟的历次发掘中，都有大批海贝出土。山东滕县前掌大遗址晚商薛国贵族贵族墓葬、薛国故城内西周春秋墓葬等，也有大量的海贝出现。另郑州白家庄的一个早商墓里，就有４６０
多个海贝；殷墟的晚商墓中殉贝更多，１９７６ 年春在安阳小屯村发掘了一个公元前 １２ 世纪中叶的王室墓，虽然形制较小，却有６０００
余枚贝币出土。商代的货币制度还很不稳定，很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讲，商品经济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是早期出现冶铸的铜块在特定条件下权当交换媒介的发展结果。如《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制”。
(2018-08-07 16:30:42)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