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抵达首都机场后，同样有中国检疫人员登机检查。因为这个航班不是直接来自美、加、墨等主要疫区，所以防疫检查相对简单，登机人员也不像日本那边装备齐全。很快，旅客们开始下机。

    走进崭新、漂亮的T3航站楼大厅，窗外已是夜色阑珊，大厅屋顶上星光闪闪，室内外环境搭配得竟是如此协调。在我看来，巧妙的照明设计是T3的亮点之一，使它在晚上显得更加亮丽，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遗憾的是，今晚屋顶上有多处灯泡坏了，看上去残缺不全。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管理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今日之中国，硬件设施越来越可以傲视天下，但软件仍是薄弱环节。国家如是，城市如是，人也如是。

    手里拿着护照和在飞机上填好的“健康表”，随着人流来到检疫关口。记得以前经过这里只是象征性交一张有无携带动植物的声明，但今天的阵势却大不一样。5条通道同时工作，每个通道都架着体温检测仪，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认真审核每一份“健康表”。表里有一项需要报告过去10天内你到过哪些国家和城市，我如实地写上了“墨西哥”。过去两年里，这三个字不知写过多少遍了，什么事也没有，但今天我却因为它们将被隔离。曾经自问过，如果我不如实填写，会是什么结果？很可能幸免于隔离，如果自己不生病，就平安无事了，有谁会知道？但良知告诉我绝不能那么做。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13亿人的健康，也为了自己家人的平安，我必须老实交待，坦然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故意排在队伍的最后，希望悄悄地被带走隔离，不惊动任何旅客。

    认真的检疫人员一下子就看出我来自墨西哥。“先生，对不起，请您跟我到旁边进行检查。”我被带到不远处的北京质检局机场值班室。里面有三间小屋，分别是监控室、检查室和负压治疗室，除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其余人员都穿着边检制服，戴着口罩。值班室里没开空调，各屋都有一台电风扇在地上摇摆。接待我的那位检疫人员向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报告了我的情况后就走了。那位负责同志很热情地对我说：“请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使馆回来的同志，尽快完成有关程序。”在检查室里，大夫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旁边还有一位年轻姑娘根据我的回答填写一份表格。大夫先后给我测体温，量血压，号脉搏，听心肺，看嗓子。除血压略高，其余均正常。“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需要对您进行7天的隔离观察。”检查结束后，大夫终于说出了这句最关键的话。“没问题，我早有思想准备”。咱的回答也毫不含糊。旁边那位姑娘开始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人帮我找行李，请边检人员来为我办入境手续，落实隔离酒店和救护车。听她的话茬儿，好象著名的国门路饭店已经满了，还要联系其他酒店，让我耐心等待。趁这功夫，我走出有点憋闷的值班室，站在航站楼大厅里透口气。此时想起来应该给家里报个平安，并告诉他们我要被隔离的消息，但手机忘在使馆了，也不好意思去借用人家的电话，万一我身上有流感病毒，岂不害了别人。算了，到酒店再说吧。

    半小时后，检疫姑娘陪我来到E29号门，在那里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我的托运行李早已摆在门口。深夜的北京凉风习习，让人略感寒意。从姑娘口中得知，近日随着国外疫情的发展，首都机场检疫措施也更加严格，她们已将体温检测仪的报警温度从37.5度下调至37度，今天就检出体温异常者100多人，其中20个送去隔离。为完成任务，北京还从各地借调了一批检疫干部临时来帮忙。这时，一辆120救护车闪着蓝色警灯静悄悄地驶来，前后还各有一辆闪着警灯的机场车辆护卫，驾驶室里两名工作人员都是一袭白色防护服，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不由得让我想起非典时代。简单交接后，我上了救护车。车里挺宽敞，有一张担架床，靠边有一个长凳，还有一张小桌与驾驶室之间以玻璃窗相隔，桌上有个麦克风，可能是用来跟驾驶室通话的。我坐在长凳上，救护车闪着蓝灯驶出机场。夜已深，街上行人稀少。此时有谁会知道这辆救护车里载的是刚从墨西哥回来、马上要被隔离的我呢？很快，救护车来到了一家酒店的大门口。只听得门卫用对讲机向里面报告：“又从T3拉来一个”。“放进来！”里面如是命令。铁门徐开，救护车驶进后院。院里早有准备，摆着两张塑料圆桌和几把椅子，几个穿蓝大褂的人坐在那里值班。交接之后，救护车开走了。我再次被测体温，36.6度。服务员帮我将行李提到大堂，在那里办理入住手续。在我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给安排了一个有上网电脑的房间，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洗个澡，把墨西哥和飞机上可能沾染的病毒通通洗掉，回到北京，重新做人。安顿好之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先发个邮件跟使馆领导和同事们报个平安，然后开始写第一篇隔离日记。深夜了，那边有人在网上打招呼，“怎么还不睡？”“睡不着啊，正在写博客呢。”这种难得的经历，不记录下来多可惜。

    凌晨3点，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