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元与朝军

| 山东大学教授 马 兵 |

孙犁先生尝谓散文是老年的文体，因为好的散文内蕴沉实，用情矜慎，不经历人生的洗练和文化的熏染是写不出那种醇厚味道的。此言对于后辈的散文作者是很必要的提醒，如何让情感从自我耽溺到自我克制，如何不再醉心于警句和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日常和精确的语言裁量世道人心，如何遗貌取神，又如何笔简意深，这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年轻散文作家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刘星元，来自散文的厚土兰陵，是新近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他的乡党，散文巨匠王鼎钧曾如此评价他：“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比余秋雨、木心还要自然一些，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窃以为，鼎公的评价正说明，虽然与孙犁、鼎公等淡泊自奉的境界尚有距离，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精当，且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一种流行的青春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难得。具体可从三点论之。

其一，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这是很多论者都注意到的。但星元的乡野书写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链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就像一直对准故乡汾阳的贾樟柯，刘星元写作的“心事”就是他居住的县城，而他关注的焦点也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比如，《一座县城的七个片段》，从郊区教堂顶上朽烂的十字架到县城里不合时宜的诗人，从洗头房里仓促温热的交易到那奔波于阴阳两界的灵车，从被高铁时代甩出秩序之外的旧车站到沉沦于市井里的当年的舞台名角儿，无论人与物，这些片段都有着强烈的废墟气质，他们注定是时代纪念碑之下的注脚甚或垫脚石，然而如同一个“反向的存储器”，这些被去功能化的人和物提供了一个对时代的沉默无言的见证。

其二，在星元笔下的乡野和县城人事中，他又格外偏爱相对黑色的素材，他有数篇作品都与亡故相关。如前面提到的《一座县城的七个片段》的最后一节即为《去往火葬场的路上》；又如《身后之事》由大爷爷的葬礼写起，从一次辞灵透视乡间礼法结构的常与变；再如《刻碑人》，既写刻碑手艺的兴衰，也写刻碑者对生死的领悟，所谓“人间若无墓碑，谁还会想起亡者”。在这些关于亡故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星元对守护一种特殊记忆的执拗，在一个遗忘的荒原之上，他的执拗显得珍贵也很寒凉。前南犹太裔作家丹尼洛·契斯在其代表作《死者百科全书》中记录下的是无法被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收编的个体“曾经存在却被遗忘的、没有表达的维度”。刘星元所写的这些文字庶几近似，繁复纠缠的人生在亡故的一刻被情境化，而围绕死亡的冗长回声又召唤出那些被掩藏的记忆。

其三，在文体上，刘星元的散文有鲜明的跨界性，小说与诗歌的渗透是很显在的。以他最新的作品《刀具志》为例，其中剔骨刀之屠夫和断头刀之刽子手这两个故事，大量运用想象，在乡间口传的基础上，让人和刀的肉身都丰盈起来。或者可以说，正是虚构和非虚构间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他要传达的那底层喘息似的艰困才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他散文中的诗性元素，那是历历可见，更何况他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经常在散文中引用自己的诗歌作品，在两种文体间建立一种互援性的关系。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

当然，刘星元还是一个远未定型的写作者，我想借此再谈一点建议，目前他最好的散文在架构上是一致的，立意、结构、语言和情感的匹配度很高，但接下来未必再多做这样的增量书写，可以尝试新的创作理路。还有就是，个别文章还是显露了语言雕琢的痕迹。好在对此，他自己已有警惕。

从临沂乡野走出的周朝军已经是有全国影响的青年小说家了。近来被青年读者追捧的《九月火车》其实更像他的练笔之作，这是一个偶像剧般励志又伤感的故事。但周朝军还有与青春写作的习见面目完全不同的另一副笔墨，主要体现于他的中短篇创作。在这些作品中，他要么向时代与人性深处漫溯并与其阴暗部分持续角力，要么将民间传说和先锋的智性冶于一炉，体现一种自由驳杂又蕴蓄历史感兴的写作观念。前者可以《抢面灯》为代表，后者可以《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为代表。

《抢面灯》是某地旧时民俗，这一民俗背后却是特殊年代饥馑催发的暴力，小说里频繁出现的年代近乎强制地把相对遥远的历史带到青年人的当下来。这条线索之外，小说还借叙事者跟随W教授从事性学研究引入另外一条讨论性与生殖的线索，从而将性的饥馑与粮食匮乏的饥饿还有生命存续的危急并置一起，显现出一种主题学上的野心，而这又恰与其文风的戏谑无度构成强烈的反差。在一般的描述中，80后和90后的青年写作者被习惯性地指认为是历史的弃儿，但这些年轻的写作者其实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写作与历史的深度关联。周朝军亦是如此，虽然小说对特定年代的指向有些刻意，但是他借此建立与历史对话关系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抢面灯》之后，周朝军又陆续创作了《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西安今夜有雪》《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等短篇，他称之为“浮想联翩”之作。这些名字俏皮的短篇在情节上与他写作之初的《沂州笔记》有相仿之处，都依赖已然寓言化和传奇化的乡野故事，但在叙事外观上，他又像博尔赫斯一样铺张玄虚，甚至把质点、介质等理学概念煞有介事地纳入到小说的话语体系中，有意给饶有民间风味的情节制造一点知识或玄学的间离效果。

在一个访谈中，周朝军曾谈到他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三位一体的，那就是“引人入胜的情节、直指人心的力量、独一无二的气质”，他也表示过自己对博尔赫斯和路遥的钟爱是同一的。这样的观念和师承，恰恰让他的小说在叙事和故事之间建立起有趣的平衡，再辅之以纤敏的语言感，他能在众多的90后作家中脱颖而出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我想前文对刘星元的提醒也适用于他，能形成有辨识度的风格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但风格不应该成为预制件一般的形式常量。在阅读《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这一系列时，我一面感慨后生可畏，一面又再想，如果不用民间话语与先锋元素的拼贴，不用戏谑的语言，而换一种质朴单纯的叙事，这个小说会有怎样的质地呢？王鼎钧先生说过，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而非热情的自炫。对于年轻的写作者，这也是值得反复琢磨的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