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说说王子猷

昨天写竹，说到王子猷。王子猷何许人也？原来他叫王徽之，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子猷是他的字。王羲之，大家都知道，他的《兰亭集序》是中华书法第一帖了。看来，王子猷也是出身名门了。

这个出自名门的王子猷，有许多行为，很怪异，不合名教。这些行为，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即使放在今天，也大多为常人所不能理解。

就说在暂住屋边种竹吧，一般人就无法理解，暂住地，犯得着兴师动众地栽竹吗？要美化就多放几盆花，哪还差不多！但在子猷就不行。当别人质疑时，他居然啸吟良久，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竹子是他一日不可或缺的伴侣。

别看这个在常人看来很不经济的举动，却得到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美。北宋司马光就说“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原因就在其中有不同凡俗的高雅审美情趣。

竹子在中国人的眼中不是普通的植物，他是高洁人格的象征。正因如此，后人从子猷那不同寻常的爱竹举动中，看到了他超然物外的精神世界。

其实王子猷爱竹还有一段逸事。《世说新语》是这样说的：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乃留坐，尽欢而去。”

你看主客两人够意思的。子猷见人家有好竹，径直入内观赏，赏毕即欲离去。来去如入无人之境，都不与主人打招呼。主人却是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却不料王子猷要不辞而别，于是关上大门强留客。这一强留，倒也符合子猷的脾气，于是主客交谈甚欢，子猷尽兴而归。

是的，我爱竹，我懂竹，在精神上我就是这竹子的主人了。

所以，唐代诗人王维听了这个故事，感叹地说：“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王子猷的古怪举动多着呢！

比如流传甚广的雪夜访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雪夜乘舟往访戴安道，到了门前却又不入而折返。别人惊讶他的行为，他却回答得很平淡：我本平是乘兴而去的，既然在路上已尽兴，何必再见戴呢？

王子猷享受的是夜访的过程，而不在结果。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在过程，重在参与么？看来王子猷整整超越时代将近两千年，难怪不被当时人所理解。

我们常说心情中人。那么什么是性情中人呢？一千多年前的王子猷用行动为我们作了诠释。

还有一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你说这两人有意思么？王、桓两人互相曾闻不曾识。途中偶遇，王请桓试吹曲，桓即下车为之吹。曲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这在常人，起码得寒暄之句吧，他们却始终一言不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互相钦慕。

唐代才子杜牧听了此事，赋诗一首赞之：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当然还有更古怪的事：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看来，子猷这官差当得并不怎样。但王子猷的答所问，却很幽默。

然而，当我们把人物放进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我们就仿佛会明白些什么。

魏晋时代，局势混乱，政治黑暗，而不愿与之合流的士人就以种种看来古怪荒诞的行为来与政治保持距离，以维护自已人格的独立。比如竹林八贤就是如此。

王子猷也是如此，他是真正的“活过程”，“活真我”，“活个性”，虽然不乏缺点。，但却是个独一无二的我。

这样的活法，在今天都是相当超前、相当潇洒的活法，但却被近两千年前的王子猷做到了。难怪后世人从他的身上看到的不是荒诞，而是率真。

就是面对死亡这个命题，王子猷也是很独特：

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

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座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今天说说王子猷的这些事，有感于魏晋那么一个时代，居然会是个出名士的时代。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报上看到的一本《民国风度》的书摘中所描绘的一些名士的风度。前后相隔近两千年的两个时代，何其相似乃尔。难怪鲁迅要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写到这里，就把日前在报上看到的几件类似王子猷的民国人和事录于下，作为本帖的结尾吧！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一个研究先秦文化的学生期末考试仅得了50分，该生郁闷不已，就前去询问，梁启超说：“你的试卷我根本没看，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对我也没帮助。你回家复习一下吧，开学来补考就是。”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的补考卷上打了100分，该生又疑惑不解，粱说：“你的试卷我还是没看，经过一个假期的复习，相信你一定考得很好，我还看它干啥？”

2010年辞世的魏荣爵先生是清代学者魏源的后裔，中科院资深院士。解放前他曾在南开中学教物理。一次，学生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可擅长文学的谢邦敏物理却极差。考物理时竟一道题也不会，只好即兴发挥优势，在卷上赋词《鹧鸪天》一首：“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魏先生阅卷时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邦敏借这物理60分顺利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第一刑庭庭长。若无魏老师送分，恐怕谢邦敏同学毕业都难。

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课程时，只管讲课，从不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也从不阅卷。黄侃性格狂傲古怪，被称作“黄疯子”，其特点就是学问高，脾气大。他曾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教务处一催再催，要求黄先生赶快阅卷。于是，黄先生给教务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理由是：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碍于黄侃的名气和才学，学校拿他也无可奈何。（《今晚报》刘亮：阅卷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