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对唐代书法及文化的影响

                           □张  燕

    摘要：初唐时期的书法界渗透着王羲之书风的深刻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崇高地位。本文从唐代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酷爱、唐代人对王羲之书法的效仿及从崇尚王羲之书法看太宗朝文化渊源和审美理想等来分析王羲之书法对唐代书法及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唐太宗王羲之推崇 书法

   东晋王羲之的书法, 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御撰《晋书·王羲之传》, 把王羲之视为理想书风的代表。“书圣”王羲之在唐太宗时期曾受到书法艺术界的普遍推崇。可见这与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嗜好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唐太宗看来, 王羲之是前所未有的书法家, 也是后人学习书法的典范，确立起了王羲之“书圣”“书法至尊”的崇高地位，开创了有唐一代书风影响了从唐至今一千多年的中国书坛。

    一、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他为《晋书》的《王羲之传》写《论》, 认为王羲之是“尽善尽美”的书法家。太宗屈天尊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敷文傅彩，对王羲之的书法评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所谓“区区之类”从前文看，指钟繇、王献之、萧子云等人。此外，他又指出，张芝、师宜官“无复遗踪”、“罕有遗迹”，则自然也不足论了，可谓推崇备至。足以看出，在唐太宗心中，王羲之是个十全十美不可逾越的书家。这给王羲之极高的评价。

    （二）唐太宗对王羲之非常崇拜, 他千方百计、大力购求王羲之的遗作, 特别是对《兰亭序》, 他购求不成, 又用欺骗的手段索取到手, 最后又随他葬入昭陵。唐太宗为了搜集散失在民间的王羲之的书迹，从御府拿出大量的金帛，四处购求王羲之的书迹，搜求其墨迹三千六百纸。到了武则天时，再搜集王羲之的遗迹已经非常困难了。可以说，王羲之的遗迹在唐太宗时已经被都集中在了皇室了。唐太宗对王羲之《兰亭序》的追求更是非同一般。在隋以前，《兰亭序》还没有被人视为稀世珍宝，到了唐初，由于唐太宗的特别重视，大加推崇，更有书法家虞世南的倍加赞颂，《兰亭序》身价百倍，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珍品。

   （三）他身体力行实践王书。李世民出身于王侯之家，从小就受翰墨熏陶，虽然一身戎马控惚，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作书。据载，其每得王帖，不仅自己锐意临仿，还命诸王子临帖五百遍。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是在他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过程中日益加深的。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他对王羲之书法价值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使他成为了著称于世的书法家之一。贞观十四年，太宗写草书屏风，由于“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①]，当时受到群臣称道。其书深得羲之神髓，所书《晋祠铭》不仅开了行书上石之先河，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名碑。《温泉铭》则是太宗的又一佳作。书法来自二王一脉但不守形似，在雍容和雅之中，又显劲整奔放。草书《屏风帖》也胎息二王，笔力遒劲，神气飞动，为一时之绝。

   （四）重新整理王羲之的遗作。开元年间保存的二王真迹等书法珍品，都是在贞观年间经过鉴别、编排、整理过的。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对其遗作的整理、保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五）以王羲之之女字为临川郡公主字。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颇工书艺”，唐太宗就以孟姜为自己“主工籀隶，能属文”[②]的第十二女的字。这件事情说明，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书法不仅是他学习的楷模，而且也是下一代继续学习的典范。

   二、在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一直控制着文化。

    皇权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它是文化的主宰，不仅如此，皇权甚至还可以影响民俗和时尚，民谣“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便是形象说明。李世民在位时期也不例外，为了迎合人主，身居高位的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也高赞王书、崇尚王书。李世民对书法的热爱依凭权势从个人延伸到了宫廷和百姓，这成为王书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李世民不遗余力的推崇下，王羲之登上了“书圣”宝座，王书成为一时显学，天下共效。这构成了当时“学王热”中的一大“景观”。在而今能够看到的种类繁多的《兰亭序》临摹本中，“定武本”、“张金界奴本”、“褚摹本”等便是这一“景观”的历史“遗存”。初唐时期的“学王热”奠定了有唐一代以王书为主流的书坛格局。

    许多著名的书法家都是从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开始的。如欧阳修“初学王羲之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成以为楷模焉”[③]又如虞世南因为学习王羲之书法，“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④]。后来的文宗时的柳公权也是“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⑤]。

    此外，李唐王朝建立后，接收了隋朝御府所藏的大量书法名迹。贞观年间，李世民又大力收集了流散在社会上的前代书迹，他的这一嗜好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争相效仿，许多人为了征集前人真迹而相继投身这个事业，涌现出许多书法收藏家。其中钟绍京、韦述、王涯等人是佼佼者，家藏都颇为宏丰。史载，王涯家藏“数万卷，侔于秘府”，他甚至以“厚货”和“官爵”为筹码收购前代法书。“钟绍京嗜书画，如王羲之、献之、褚遂良真迹，藏家者至数十百卷”，韦述家藏“魏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智永一字值五万，褚遂良一字值千金，李世民令赵模等人所拓的《兰亭序》到开元年间“在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收藏之风的兴盛使法书价值升腾，这对书法家的创作积极性无疑是一种刺激。

   三、从崇尚王羲之书法看太宗朝文化渊源和审美理想。

   唐太宗于《晋书·王羲之传》以“传论”的方式赞誉王羲之的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其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⑥] 这一评价把王羲之的书法推到了至高的位置,更奠定了后世对王羲之的总体认识。

    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正是在首先学习南朝书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 最后还是初唐时期欧阳询、虞世南等南方书家在接受南朝艺术的熏陶下开始探索将北朝险劲质朴的汉碑书风融入王羲之的书法 ,使之更具骨力 , 超越前代而结出了初唐书法的硕果 , 并深刻影响了后来如褚遂良、薛稷等书法家。可见初唐的文化艺术是从南朝的文化传统中走出的 , 而其中梁武帝时期文化的审美趋向对初唐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 , 在文学艺术领域 , 南朝特别是梁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初唐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渊源。推崇王羲之所代表的文质彬彬、耀文含质的书风 , 既能达到梁武帝的变革“今体”的复古初衷 , 也能吸收当时已经充分发展的“今体”书风中的审美特色 , 传统与当代的结合必然指示的是未来书法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 唐代书法的兴盛正是这种发展观催生出的优秀成果。

    就审美风格言。王献之新妍的“外拓”之法具有明显的丽采气息 , 这符合美学意义上的“南方文化”的尚丽特色 , 而王羲之的书法则具有亦古亦今、既文且质的审美风格 , 因此从美学意义上说 , 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并非是欣赏具有丽采之气的“南方文化”, 而是与其在初唐呼唤“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密切相连 , 这在唐太宗和当时的主要文士那里随处可见。

   南朝萧梁的文化建设在文学艺术方面成为初唐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渊源，初唐艺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从南朝成果中学习和发展过来的。这也说明了王羲之对书法的推崇中展示了初唐提倡的“中和”之美的审美思想，从中有利于变革了南方文学的尚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