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建功立业与人格品性

张红萍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男人被教育要治国平天下，一般的男孩，特别是那些资质聪慧的男孩，从小被教育要建功立业，赢得声誉，这种教育的结果是那些聪明和有能力的男人都有大小不一的理想、抱负、野心，为了实现这些或理想、或抱负、或野心，往往为了成就功名而有做有损人格的事情。

刚刚看了一篇文章：《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英若诚的传奇与谜团》，作者王佩，摘自《白板报》。这篇文章说，在英若诚的合作自传《水流云在》里有这样的材料，说英若诚从50年代开始，一直为党为政府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即当他在家中招待完自己的外国朋友后，立即写一份很长的报告给有关部门，通过他的这些情报，政府抓获了好几个间谍，他的好几位外国朋友因他而下狱。而这些内容在中文版的自传中是看不到的。在我们的印象中，英若诚是位多才多艺的君子，是社会的典范。这位君子为了爱国，也为了获得个人的声誉，成就个人的功名（他曾做到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做了一件对他的外国朋友来说不仅不君子而且非常恶劣的事情，出卖朋友的品质让我们感到不齿，但在爱国和成就功名的动力下，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许多年这样的出卖事情，这无论如何让我们感到遗憾。

许多男人，像英若诚这样的男人（在翻译、戏剧、电影中都有较高的造诣），他们本来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已获得的这些文学艺术声誉。他们为了得到更大的声誉，也就是为了实现建功立业的野心，他们往往要在政治舞台上显示身手，因为在中国最大的成就不是文学艺术和著书立说，而是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是更高的官位和结交权贵，在这个社会上呼风唤雨。这样他们才能有功成名就的成功感，才觉得实现了自我。在这样的文化形态下，英若诚的行为一点都不见怪。

在当今，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和学者中这样的男人也并不少，他们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们还要暴得更大的声名，他们以能与权贵结交为自豪，这样他们的名声会传播的更远。他们喜欢在自己的家谱上有更多的头衔，他们到处获得名誉。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毁掉了自己建立的声誉，让自己的名声变得混沌起来，但他们不知道，以为更多的声名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光宗耀祖，让他们更有成就感。

还有的文学艺术家或学者，他们为了获得声誉，为了实现他们从小树立的雄心，实现他们的野心，写文章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成功，他们的观点已经错误的够雷人，但绝不接受他人善意的规劝，而且会固执己见地认为别人是在忌妒或嫉恨他们。他们会变本加厉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很少有反思精神，越是有才学的人，越没有反思精神，越固执己见，越顽固不化。

成功有时是诱惑，更是害人害己的诱饵。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仅致使戊戌六君子丧命，还使朝中许多官员受牵连。而在“戊戌变法”前，康广仁曾多次劝说哥哥，科举制已经废除，现代学校已经普及，中国已不至于亡国。现在变革的条件还不成熟，顽固派太强大，变革派太弱小，不如先回广东培养人才，等条件成熟再变革不迟。但康有为不听弟弟的劝说，结果弟弟为了他的成功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庚子勤王时期更是如此，没有足够的准备，急于成功，让唐才常等近千名英才无谓牺牲。如果他不是那样急于建功立业，何至于牺牲那么多人？

但在我们的周围也有那些守得住寂寞的人，也有为公的人，也有为了人格绝不出卖品格的人。有一位朋友，为了不被体制牵制，为了不出卖灵魂，为了能有独立的人格，绝不进体制。还有一位朋友，拒绝一切会议、评奖，默默做着自己的研究，虽然非常出名，但从来不好名。更有一位朋友，冒着失去许多个人利益的风险，敢于执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真正为社会进步，而非为个人建功立业。我所描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或朋友，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类人。前者与后者的区别仅在：是为个人建功立业，还是为了公众利益自我牺牲。文化时时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我所描述的前者并不是道德品质败坏的人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情有义，也肯付出，也有德性，只是经不住建功立业和名声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