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萍 

一、优秀者中的优秀者

    中国读者大约都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与乔伊斯、普鲁斯特齐名的小说大师，是一位与斯蒂文生、劳伦斯并称的英国散文大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是一位与波伏娃、弗里丹比肩的女性主义思想大家。时至今日，她的《自己的一间屋》和《三个基尼》印刷达几十万，上百万，成了女性主义的必读书目，印刷量大大超过她的小说。

    人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对于女人更是如此。十八世纪之前，以写作著称的名女人除萨福、紫式部和李清照外，人类的另一半女性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历史书写中没有她们的名字，如果她们被人议论，一定是被不了解她们的男人议论，男人把女人塑造成天使或魔鬼，总之不是真实的女人自己。只有从十八世纪开始，女人才逐渐出现在历史的书写中，一个个著名的女人走向历史，她们是：1759年出身于伦敦的女权主义大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她的《女权辩》著称于世；1775年出身于英国的小说家简·奥斯丁，以小说《傲慢与偏见》著称；1808年出身于巴黎的小说家乔治·桑；1816年出身于英国乡村的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以小说《简·爱》著称；1882年出身于英国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以《自己的一间屋》著称；1908年出身于法国巴黎的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波伏娃，以《第二性》著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书写大家中，最著名的男性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名单，可以写上几页，但最著名的女性写作者却寥寥数人，不会超过一个巴掌的人数。但这些女性的才华如果不能说在某些方面超过男人，但起码可以和男人一比高下。特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那个时代，没有另一个人的思想超过她的深刻。她比她那些优秀的朋友们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作家奥·赫胥黎、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历史学家林·斯特雷、艺术家罗·弗莱、数学家伯·罗素、哲学家乔·爱·摩尔，还要清醒。

    因此她是一位值得我们叙说、才华出众、思想深刻而超前的杰出女性。

二、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个名女人的出现需要多少营养的滋养？一个名女人的出现需要多少挫折与磨砺？一个名女人的出现需要多少积累和思索？出身于1882年的伍尔夫，在她出生前，促使她成功的幸与不幸的因素就存在了一半。她父亲的家族是一个司法世家，这个家族中的大部分男人做了律师。他们有勇气、有胆识、有才干、睿智、善辩、好思索。伍尔夫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谋得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后来抛弃这一职位当了记者，后来又成了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伍尔夫的母亲家族——帕特家族，有美貌的名声，这个家族代代产生美女，这个家族的女儿们让接连几代的艺术家喜欢不已。这个家族在智力上显得平平，但在社交上有相当的能力，性格也极其可爱、迷人。伍尔夫继承了母亲的美貌，继承了父亲的才智、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在她身上判断力和感受力、散文和诗歌、文学与艺术、阳性和阴性杂糅一起，形成一种相当复杂、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又相当宝贵的精神气质。她敏感又倔犟，个性相当明显；她好学又多才多艺，知识相当渊博；她睿智又好思，思想深刻、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她神经质又叛逆，情感丰富而难以满足；她像父亲一样目标明确，执着，坚定，有自己的理想；她勤奋刻苦，一生与精神疾病相伴，但从没有中断创作，成绩斐然。作为一个个体，她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意识地规划安排了自己的一生，她超越了她同时代的女性，成了一个名声远播的最著名的小说大师和女性主义理论大家。

三、曲折坎坷的青少年生活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在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这是一个中上阶级中较低阶层的家庭，他们有七个女佣，有自己的裁缝师傅，一定时间会集体出游，一定时间会举行家庭社交活动，他们生活在知识阶层中，过着安静本分的生活。他们有充足的经济，男孩都进剑桥深造，女孩也都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自己的家庭教师。当她出生时，在她之前已有六个哥哥姐姐，后来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这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后来他们各奔前程，只有姐姐瓦奈萨是她最爱的亲人。

    伍尔夫是个不寻常的孩子，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比起别的孩子，她说话晚，直到三岁才能正确说话，许多天才都有这一特点；可是她一旦学会说话，就比别的孩子会讲故事，是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人；她敏感、怪癖，让人捉摸不透，她个性太强，脾气急躁，如果有人惹怒了她，她会大发雷霆，失去控制；她身体不好，六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终身消瘦，她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受到疯病、死亡和灾难的侵扰；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喜欢玄想，喜欢创见，喜欢引人注目，又极度自尊，害怕批评，九岁时，她办了一份《海德公园门新闻》的报纸，把家中的新闻和自己的看法写在报纸上，还有许多虚构的小说创作，她喜欢写作，这是她的游戏方式；在九岁时，她就能分辨出自己喜欢与不喜欢的人，她开始给报刊投稿，她有强烈的创作欲和发表欲。她的上述生活与中国作家张爱玲有许多相似之处。

具有惊人成就、渊博知识的伍尔夫没有进过正规校门，原因是父亲决定让家中的所有男孩都进剑桥深造，而女孩则留在家中接受有限的家庭教育，到了一定年龄嫁人，这是父亲给男孩女孩设计的不同命运和人生道路。伍尔夫一生耿耿于怀于父亲的这一不公平待遇，为了弥补自己没有进过大学的欠缺，一生刻苦读书。虽然她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她还是在家庭中接受了比别的女孩更好的教育。五六岁开始，母亲教授她和姐姐拉丁文、历史和法语，父亲教授数学。同时，不同的家庭教师教授她们绘画、舞蹈、音乐和文雅的举止，这些教育培养了她高雅精致的审美趣味。

    13岁之前，她过得幸福快乐，她最亲爱的母亲营造了一种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家庭，家中的一切父亲说了算，虽然母亲整天为家庭操劳，但并没有任何权利，这让伍尔夫从小就感到了男女的不平等。伍尔夫13岁那年，1895年5月5日，母亲因为操劳过度，年龄不大就去世了。伍尔夫说：这是可能发生的遭难中最深重的。母亲的去世给伍尔夫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母亲的去世让她陷入最深重的痛苦之中，她变得精神有些失常。这时，哥哥乔治向她们神来友爱的手，但这种友爱最后成了一种淫秽的色欲，这一令人作呕的乱伦行为，让伍尔夫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乔治给毁了，从此她天生对有关性的事情感到害羞。这一事件使她感到男人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欲望往往造成对女性的伤害。这些促使她从少女时代开始就思考性别问题，有了性别意识。总之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她崩溃了，她疯了。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疯过，而且还会再疯，这对一个13岁的少女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她的疾病好转之后，她将自己埋到书本之中，她狂热、大量地阅读着，不到半年时间她读了三四十本书。父亲说，她是在吞书，比他读得还快。不管怎样，此时父亲的藏书室向她开放了，她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籍。显然文学是她最喜欢的种类，父亲看出了她对文学的兴趣，于是教导她要学会有识别力的阅读，要做出不受他人影响的评判，永远别因为世人赞美就赞美，或顺从批评家的旨意发表批评，她必须学会用尽可能少的词语来表达自己。这就是父亲对她的教导，虽然不多，但很关键，有没有这样的指导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大不一样，在这一点上，她是幸运的，这些都促成了她日后的成功。此时的父亲对她赞赏而肯定，他看出了这个女儿是惟一能继承他职业的人，他开始关注她，希望更多地了解她，并开始向她讲述那些往昔的文学名流，对她寄以厚望。

    成长的道路曲折、坎坷，悲与喜携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痛中恢复不到两年之后，15岁那年，如同母亲一般的姐姐斯特拉去世了，这又给了她沉重的打击。高兴的事情是，她找到一位女性朋友——玛奇，在15岁的伍尔夫眼中，玛奇是个传奇人物，她是个作家，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摩登而喜欢冒险，具有审美趣味，喜欢艺术，是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她爱上了她，非常强烈，但又非常纯洁。很显然，她喜欢的女性都是具有男性气质的、才华横溢的、与自己个性不同的女性。这些人充当了男性的角色，她真正的激情往往产生于女性，而不是男性。

    这个社会将权利和一切好的部分让男性享受，而女性，不管是多么优秀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必须以男人为中心。在学习与读书中她慢慢长大，她已经17岁了，哥哥索比剑桥的同学们开始出入于她们家庭。哥哥的同学斯特雷奇·利顿、锡德尼·特纳、伦纳德·伍尔夫（他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克莱夫·贝尔都是一些博学而有才的男性，这些具有崇高的智性冒险和自由生活的男子们，生活在剑桥这样一个充斥着理念的地方，而伍尔夫和她的姐姐们却被排斥在这个神圣的地盘外。这引起了17岁的少女严肃的思考，为什么他们可以整天地学习和讨论，而她和她的姐姐却只能在家中上午学习，下午则必须干男人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家务。为什么每天下午谈话的中心人物是这些男子，而她和姐姐只能是端茶倒水的陪客？在英语语法和英国文学的典故掌握方面，他们或许还不如她，但为什么他们掌握着话语权，而她只能是听众？就因为她没有上过大学？就因为她是女性？经过这些严肃思考的她更加发奋读书，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缺憾。

    学校、职业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向男人们敞开着，他们享受特权，而女性却被剥夺了这些权利——读书、就业、选举、话语权，男人女人被安排了不同的命运。现在，姐姐和她都到了初涉社交的年龄，哥哥乔治将打扮后的她们带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但在这个为了寻找丈夫、为了被挑选、为了取悦于人和被人取悦的婚姻市场上，她们感到很不适应、很不喜欢。从才智和美貌来说，她们超人一流，但这个圈子不喜欢有见解的女性，因此她们不受欢迎。这个圈子喜欢乖巧、机灵、没有头脑的年轻女性，于是她们成了失败者，但这正合她们的意，因为她们本来就不想结婚，她们想的是发展自己的才智，这正好帮助她们逃脱婚姻市场。

    1902年，她20岁，认识了另一个更加出色的才智女性，她就是维奥莱特·迪金森。“她具有一种开朗的男性的自信，一种愉快的沉着的冷静，她是一座巍峨、可靠的力量之塔（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又是一个与她完全不同的人，开朗、热情、富有朝气，充满爱、同情与理解，这一次她又恋爱了，这一友谊保持了终身。此后，她认识了更多优秀的女性，她们是：她的希腊文家庭教师珍妮特·卡斯（一个独立的女性主义者）、社交皇后罗素的情人奥托琳·莫瑞尔、凯瑟琳·考克斯（知识女性）、徐志摩最敬佩、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才女）、贵族小说家薇塔·萨克维尔·威斯特（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埃塞尔·史密斯夫人（作曲家）。这八个女性中，她与其中的四个有恋爱关系。这些特立独行的女性朋友既是她的镜子，又是她的眼镜，通过她们，她认同自己，了解社会。

    伴随这一美好情感的另一悲剧事件是父亲的病重，父亲老了，虚弱不堪，但却不再是一个暴君，他成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对伍尔夫更充满一种特别的温情。但孩子们的爱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他还是在1904年2月22日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伍尔夫是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内疚和悲痛使她第二次发疯，并企图跳楼自杀。在姐姐和维奥莱特·迪金森的精心呵护下，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休养，理智终于恢复。但这又在她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进一步明白，当她承受不了生活中的痛苦时，就会发疯。她就在这种不断失去亲人，又不断发现朋友和读书的慰藉中苦乐相伴地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期。

四、文学尝试与漫长的婚姻选择

    1904年是她写作生涯的开始，这年她22岁。写作是她惟一能做，喜欢做，也有所准备和自信的职业，就像当年的张爱玲，当遇到生存问题时，她们想到第一个职业是写作，因为她们为此作了长期而艰苦的准备，在发表作品之前，她们就在大量地阅读和勤勉地写作。伍尔夫那不竭的几乎强迫性的阅读和写作既是为了补偿没有受过“真正的教育”，也是为了走一条文学道路。她一直崇拜夏洛蒂·勃朗特姐妹，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像她们那样的写作女性，现在她的第一篇处女作正是写作有关她们的故事，这是巧合，也是必然，因为她早就想对她们说点什么了。她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卫报》，从此《卫报》成了她早期报刊习作的相当固定的渠道。她的文章写得轻松自如，人们从中看出一个严肃的文化人的风格，从此她成了一个长期受雇的短文和评论作家。一年后的190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布鲁斯·理查蒙德向她约稿，他将那些非常难写的书评让她来写，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她是无所不知的，她所懂得的文学常识要比剑桥毕业的那些骄子们知道的多得多。她是自信的，也是被编辑们看好的，从此她过上了一种作家的生活——读书、写作、观察各种人事、丰富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1904到1907年，她还在一个工人夜校授课。1908年，她在《康希尔》发表系列的评论文章，她的空间和影响在增大，她也更雄心勃勃了。

    她的生活并不平淡，她哥哥索比的那些剑桥的、有才气、有见解的朋友们，每周都要在她们在布鲁姆斯伯里新安的家里聚会。从1904年起到她去世，这些朋友一直围在她和姐姐周围。每周四下午的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沙龙，成了她主要的社交活动。因为这些男人和上流社会的其他男人不同，他们过着纯粹智性的生活，他们要求于她们的是用脑，而不是把她们看作花瓶或婚姻市场的商品。沙龙的目的是交换想法，增进友谊。这个沙龙的“核心是一个由对真理的探索者构成的缄默圈子，他们环绕着G.E穆尔的不显眼的圣龛吞云吐雾地坐着，这些人包括萨克逊·锡德尼·特纳、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而外围则较世俗化也较饶舌些，在1905和1906年的星期四之夜，后者会包括索比自己、克莱夫·贝尔和德斯蒙德·麦卡锡（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和作家。

    1904—1907年，布鲁姆斯伯里星期四之夜的交谈是严肃的。但自1908年之后，这里的交谈变得放肆，大家希望打破过去的沉闷乏味。到了1910年它的行为也正在变得放肆起来，在这个沙龙里有意表示开放姿态的是瓦奈萨，她建议成立一个全体成员性解放的自由团体。这个团体里的成员认为：性不再受婚姻的约束，这一点得到了承认。另一举动，也让社会认为伍尔夫不合传统，1911年她与三个未婚男士共同居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虽然“同住者”保持各自的独立，但周围的人还是认为这一举动异乎寻常。

    1906年，她的哥哥索比在一次去希腊的旅途中染病去世，她的姐姐瓦奈萨在绝望中答应嫁给向她多次求婚的克莱尔·贝尔。她和弟弟艾德里安搬到费兹洛广场29号。摆在瓦奈萨面前的问题是弗吉尼亚需要人照顾，于是贝尔夫妇宣布，弗吉尼亚必须结婚。这个建议惹怒了伍尔夫，因为她不想结婚。因为25岁的她还没有一个男人激起她的性爱兴奋，她的所有激情、忌妒和温柔都留给了她的同类。但这一事件还是激起了她意向的转变，她准备和男人调调情，而在此前她从没有想过要和男人谈恋爱。

    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想结婚，但又不想轻易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签定终身，这就使她的求偶变得漫长而复杂。她准备试着谈谈恋爱，她的周围也不乏对象，但这些恋爱对象没有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她的第一个试验对象是大她16岁的沃尔特·海德兰，他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兼诗人，他和她一样博学而又投身文学艺术事业，他们的恋爱谈得不冷不热，最后终于消亡。她的第二个对象是爱德华·希尔顿·杨，一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她有好感，但她觉得他不够灵巧。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爱他。1909年，她27岁，婚姻问题还没有解决，她的第三个对象是利顿，一个著名的传记文学家。她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她钦佩的心智丈夫，她重视杰出的才能甚于一切，利顿正是能够符合她这些条件的人。作为文学家，他有可爱的个性，她爱他。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却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怪人，她有点害怕他。更要命的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她的沙龙里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希望这一点不会成为他们的障碍，因为在他们的沙龙里，在性方面，几乎没有人是始终如一的。于是1909年2月17日，利顿向她求婚。但第二天他就反悔了，因为他幻想的“婚后的安宁天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无法在性上爱她。他们解除了婚约，这让伍尔夫很是伤心和失望。

    在这漫长的求偶过程中，还夹杂了一个不是结婚对象的男人，那就是她的姐夫克莱夫·贝尔，他们陷入了一种持久而狂热的调情，但却并没有实质的关系。第四个向她求婚的人是沃尔特·兰姆，遭到了她的拒绝。在这些求婚的正剧与喜剧之间还点缀着一些与婚姻无涉的情感。比如弗吉尼亚与罗杰·弗赖、鲁伯特·布鲁克、梅纳德·凯恩斯的亲密关系。1911年，她已经29岁了，虽然想结婚，但绝不草率，她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并合适于自己的人。因此当她的第五个求婚者锡德尼·沃特路向她表示爱意时，被她拒绝了。

    在她对婚姻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真正的机会来了。曾经是索比的剑桥同学，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最早成员的伦纳德·伍尔夫，一个严肃而强有力的人，1904年11月他去了遥远的锡兰，经过7年的殖民地生活，1911年6月，他从锡兰回国度假。在这7年中，弗吉尼亚经历了丰富的生活，有了数不尽数的朋友，但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结婚的对象，偏偏是这个离开英国7年，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殖民地公务员的伦纳德，最后成了弗吉尼亚的丈夫，这大约就是命运了。回到布鲁姆斯伯里沙龙的伦纳德发现自己关心弗吉尼亚胜过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他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美貌而才华卓著的女人，于是他与她的交往密切起来，他甚至搬到了弗吉尼亚与朋友们合住楼房的顶层，这样他就有了与她交往的更多机会，经常的见面使他发现他深深地爱上了她。回国后的半年，1912年1月10日，他向她提出求婚，她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因为她还不明白她对他的感情，虽然她喜欢他，但她需要时间更好地了解他。对于婚姻，她有她的理想，她希望婚姻是一种绝妙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永远鲜活、永远炽热，不像大多数婚姻那样，呆滞懒散。她希望她要嫁给的男人才智出众，并且具有可靠的力量，更重要的一点他要能激起她的热情。她对伦纳德惟一的担忧是他无法激起她的热情，因为她曾冷酷地对他说：她不觉得他对她有肉体的吸引力。但她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觉得和他在一起是那样的愉快和安静，而且他不会让她把婚姻当作一种职业，他不仅会关心她的生活，而且还会支持她的写作。她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们之间的爱牢固到足以抵御命运的大小折磨，婚姻的常规烦恼，以及不久后她长期的疯癫，这是他们之间深沉、不变的爱的证明，它是不依赖于肉体之爱的更强烈的喜悦。因为事实上，她是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她不喜欢男性的占有和控制权，实际上她不喜欢阳刚之气。她的婚姻是幸福的，婚后她发现自己幸福得超越了一切人的想象。

五、丰富多样的成就与幸福的婚姻生活

    她是一个具有才华的女人，少女时代就设计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写作将是她终身的职业，她把她的写作当作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丈夫，她的生活又回到了她设计好的轨道上，她继续着她已经写了七年的小说《出航》，也继续着从22岁就开始的为报刊的写作。虽然这时的她已经是一个具有9年写作年龄的写作者，但她并不把这些写作看得很重要。她认为只有虚构的小说的成功才能标志她真正的成功，因此她特别看重马上就要面向读者的小说《出航》。对于这本书出版后读者的评价，她表现得异常紧张、焦虑和恐惧，这焦虑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使她的疯癫病再次发作，这次的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久而难以治愈。从1913年4月到1914年8月，她的病呈现非常严重的症状，她被送到疗养院，她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被获救。到了这个时候，医生要求她的丈夫确定她是否应该被确诊为疯子，并关进精神病院。但她的丈夫没有这样做，而是用耐心和精心的照料使她逐渐恢复。

    1915年，33岁，她的小说《出航》发表，受到好评，这对她的身体好转有所帮助。1916年秋天，她的情况好转并基本稳定，又能正常生活、工作和交友了。为了有一个能稳定她情绪的具体工作，伦纳德和她一起办了一个霍加斯出版社，当她工作累了以后，可以在这里排字以缓解她的神经，后来他们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作品，比如《尤利西斯》等，她自己的许多作品和朋友们的作品也在这里出版，出版社为他们带来不少收益，也带来不少扰人的劳动。

    她的写作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报刊杂志的书评和作家评论；二是小说创作；三是女性主义理论小册子的写作。报刊杂志的写作频繁而活跃，她总是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的写作，每一篇文章都要改无数次才能满意。女性主义理论小册子的写作，是她最快捷、最轻松的写作，每次的写作几乎都是她演讲后的改写稿，因此这些文章的写作总是顺利而流畅，因为她在写这些文章时，是在说自己的话，而写小说时，她在思考。她的这类书一年能销十万册，而她的小说只能销几千册。她对小说的期待太高了，因此几乎每部创作都要引起她精神病的发作。每次作品完成后、出版前，都是她备受煎熬的时候，因为她太在乎别人的评论了，但几乎每次都是好评如潮。她的小说处女作《出航》受到好评，第二部小说《夜与昼》仍然受到好评，等到41岁，她的小说《雅各布的房间》发表时，她已被捧上了天。现在她真的成功了，她成了一个名人，这正是她要的、一生追求的，她要成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和男人一样优秀的人。等到《到灯塔去》和《海浪》出版，她获得了小说的最高成就，这时她才对自己满意，并使自己稍微放松，享受一些物质生活，参加社交活动。50岁以后，她声誉日隆，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六、女性主义先驱者

    自她成名以来，各个大学和团体向她这个从没有进过学校校门的成功者发出邀请，邀请她来做演讲。1928年，她接受了费米纳美满生活奖；1928年她两次被剑桥的女性团体邀请做关于妇女与小说的演讲，她将这两次演讲改写成一部女性主义理论小册子《自己的一间屋》，她怀着热切的心情写作这部作品，因为她有太多话要说，因为46年来，通过生活中的观察和书本研究发现了太多女人的真实生活，而这些生活从没有人研究过，言说过，现在她要告诉世人，妇女的小说和她的生活关系太大了，妇女的贫困、妇女的劣等地位、男人对女人的有意贬低不仅塑造着女性的生活，还影响和限制着妇女的小说创作。因为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接受教育，因为社会和法律不给妇女职业，男人为了表示自己的优越还有意贬低女人，因为这些原因，妇女的小说不可能写得像男人们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一样好。

    1931年1月21日，她在菲利帕·斯特雷奇和伦敦全国妇女事务协会组织的一次聚会上发表了演讲，回来后激动地写了《妇女的职业》，这又是一篇出色的文章。

为妇女团体演讲，她总是乐意、积极和兴奋的。但为别的组织演讲，来自主流文化与政府授予她的一切荣誉，她都统统拒绝。因为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保持自己的立场，她要批判男权和男权制，所以她不能一边接受男权制社会的荣誉，一边批判男权制，这样她的批判将不再彻底。1932年2月，她拒绝了剑桥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的邀请，这一讲座邀请的都是权威人士，没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不能有如此虚荣，男权社会的男人们包括他的父亲最看重这样的荣誉，但她拒绝了；1933年3月，她拒绝了曼彻斯特大学授予她的荣誉学位；1935年她拒绝了来自王室授予她的勋爵士荣誉；1939年3月，她拒绝了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头衔；1940年，她拒绝接受成为伦敦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的荣誉，这可是女性头一次得到这一虚荣。她认为成为获得公认的作家的危险之一就是会和学院制度达成妥协，但她所要批判的正是这一制度。她拒绝来自主流文化的一切“小贿赂”，因为她要保持批判主流文化和男权制的立场，因为她要为女性说话。而且她要为女性报仇，过去你们男人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得到这一切，现在我们女性不稀罕并鄙视这些男人看得像命一样重要的荣誉。

    1938年6月，她最激烈的女性主义言论《三个基尼》出版了。这招来少数几位女性朋友之外所有人的反对。她的朋友摩根·福斯特说：她太尖锐了，太富批判性了，她的女权思想让人感到不安。到处是指责、愤怒、嘲笑和辱骂的声音，这使我想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后的同样情景。这些灯塔、火把似的女性主义作品触怒了男权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她的生活中，她的丈夫伦纳德是她永远的支持者、鼓励者、安慰者，但这次他采取了沉默的态度。而与她有三十年工作友谊关系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也与她断绝了关系。那些曾经一直赞扬她的才华和成就的朋友们或沉默，或批评，或干脆疏远她，甚至有的与她断绝关系。

    这本书起源于一个组织的一位先生给伍尔夫写来一封信，希望她能代表女性为阻止战争提出建议与措施。她回信说，要想让妇女阻止男人的战争，首先要女性接受教育，获得职业，并有自由的思想。她的理由是没有接受过教育，依赖男人生存的妇女，不可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阻止男人们的战争。她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战争、体制、制度和权力。她高屋建瓴地分析了男权、男性统治和战争的关系。她说，正是父权制下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歧视和统治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战争。她认为不管是在那个国家存在的对妇女的压迫与奴役，不管是用那种文字写出的对妇女生活的不公平规定，都是独裁者的声音。她指出，之所以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因为父权制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要消除战争，首先要消除压迫、歧视妇女的父权制及它的思想文化。她的言论过于激烈，过于超前，于是招来大多数人的反对。

七、生命的谢幕

    是的，男人不仅在战争中显示他们的男性气概，还通过战争谋得利益。所以完全反战的伍尔夫无法理解她的另一个才华出众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为什么要为战争送命。

    1941年，法西斯战争已经在英国的上空燃烧。伍尔夫在伦敦的房屋已经被炸毁，她在乡下的房屋也受到炸弹的袭击，一个炸弹正好将她花园前的河堤炸裂，河水冲进她的花园，生活已经无法继续，她希求的理想社会——男女平等的社会，不仅很难实现，而且离她越来越远。食物短缺，人心惶惶，报纸上到处是尸体和噩耗，这样的世界局面不能不令她发疯，继续活下去是件艰难而痛苦的事。继续苟延残喘还是选择死亡，是摆在伍尔夫面前的一个选择。1941年3月28日上午，她在自己心爱的花园工作室里，给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两个人——姐姐和丈夫，写了两遗书。她给丈夫的信说：“我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444页）。

    写完这封遗书，1941年3月，在这个晴朗而寒冷的上午，她平静地走向河边，将一块大石头塞进上衣口袋，走向死亡。

她的死，到底是因为疯癫的疾病即将又要来临，她实在没有力量抵抗了？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令她失望了，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就像我们无法说清楚王国维的死是为文化殉难，还是为大清帝国殉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