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与宋教仁是知交好友，应该清楚宋教仁的为人。那么为何谭人凤仍然会给他这样的评价。或许我们能够从他在日本流亡的岁月来捕捉一点蛛丝马迹。

    在日本流亡期间，宋教仁曾经对两位日本女性动过感情，一位名叫永井德子，一位叫西村千代子。想来宋教仁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流落异国他乡，对身边亲近的女性产生爱慕之情，正常不过。

    然而这两段感情都无疾而终。原因之一，是宋出国之前，在桃源乡下已有结发妻子，他认为这样做内心有愧；其次，是因为同乡好友李和生等人的劝其不要眷恋儿女私情，应以国家事业为重。从宋教仁当时的日记来看，最终是意志战胜了情感。

    相形之下，其他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较为开通。

    孙中山一生娶了四个女人，且往往是在女方家人乃至周围人强烈反对之下，私自结婚。而黄兴也在原配之外娶了李宗汉。在海外革命家中，这样的事情很常见。

    同样的事情放在宋教仁身上，却是不小的打击。他无法忽视周围人的看法，也无法面对自己家乡的妻子。据其日记记载，前路渺茫，思乡情切，以及感情和人事上的种种困扰，他经常借酒消愁，卧地狂歌。宋教仁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倒了。

    1906年8月，宋教仁不得不两次住院治疗，且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住院期间，他与同盟会成员的关系日渐疏远。而他出院之后，他的想法就开始与别人有所不同了，他开始宣传宪政民主思想，并且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

    然而宋教仁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正如他对袁世凯一样。他总是希望能在不同意见中，调和出一条中间道路。因为这就是他的为人。

    这样的为人让宋擅长平衡折冲，调和各方利益，和各派成为朋友。也因此他习惯谋定而后动，事事并非出于本心，常常要顾念各方利益。他能听到各方的声音，却也因此而受到牵连。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宋教仁短暂的一生，活得并不洒脱，他始终把责任看得重于个人意志，把他人看得重于自我。他是一个有富有同情心，或者说共情能力的政治家，显得纯洁而通透。

    而在我看来，宋教仁的所谓“英而不雄”不应该属于那个险恶的时代，或许应该属于另一个更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