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杜维明先生以外，还有一些有趣的老师和可爱的朋友在这里出现。

（右至左：柳理先生 林安梧先生 王立新先生 陈复先生 左江女士 我）

王立新老师，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教授，此前我们一起合作过两个节目：《天地王船山》和《理学开山周敦颐》，真是老朋友了。

立新老师是东北人，出生在东北，成长于东北，有东北人的直爽，但某种意义上他又是湖南人，曾在湖南任教多年，致力于研究湖湘文化，有湘人的豪情。我们聊天，他总有豪情在胸，似乎要蓬勃而出，这样的豪情，让人感动，眼前这个五十多岁的人，仍然有着少年轻狂，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立新老师平生最崇拜的人，是明末大儒王夫之，他喜欢称之为“船山先生”，他说如果船山先生还活着，叫我去死，我马上去死。他的崇拜就是这样的直接，这样的赤裸裸。他说有一年，他去了船山先生的故居，衡阳湘西草堂，转了一圈之后，又去了距离湘西草堂四公里外的大罗山船山先生墓，站在墓前，他看到船山先生自题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级企。他很悲伤，便不由自主的磕了几个头，与他一起磕头的，还有来自台湾的林安梧先生。

林先生是台湾慈济大学教授，这次也过来了，很平淡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让我觉得与众不同，比如他会说：以前保台湾，可以保存中华文化，而现在是保中华文化，才能保存台湾。

告别的那一天，林先生挎着一个背包，上面写了“元亨书院”几个字。我问他，台湾的“书院”有什么特点？他回答说台湾的“书院”很容易办，不需要有古代书院那样的“院舍”，只要有一些知己，大家定期相聚，探讨学问人生，便可以组建一个“书院”，也就是说，不一定有古代书院的规制，只要有古代书院的“精神”就可以了，或许这就是“意大于形”。柳总说，这就类似于我们的“读书会”啊，但是台湾把它叫成“书院”，让我觉得新鲜。

对台湾“书院”最了解的，是陈复先生。陈先生是台湾大学者韦政通先生的高足，对“阳明学”有独特的心得体会，他是非常客气的一个人，我们向他请教“阳明学”中的种种问题，他会认真的、详细的作答，并且对提问者充满“敬意”。 他的姿态，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正襟危坐”。离开前一天的晚上，柳总拉他去一个烧烤店吃饭，很多人都在店里抽烟，他很郁闷，他不抽烟，他叹口气：“唉，真是让人烦躁啊。”

这些都是在深圳遇到的有趣的老师，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王陟昀。

一见到陟昀，我就想起了2012年1月，骆宝善先生在三讯道录制《袁世凯》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观众每场必到，非常用心，原来他就是陟昀。

深圳三天，陟昀几乎每天都陪着我们，给我们照相，带我们逛街。吃完饭后，他总是抢着买单，他还在读博后，收入还不高，我们不好意思让他买，他就把钱包掏出来，用力敲了敲桌子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他也是个“追星族”，但不是追娱乐明星，而是追“学术明星”，有时候，为了一场讲座，他可以坐飞机单刀赴会。他对每一位学者都抱有敬意，他以和他们进行交流为荣，他的手机里有很多与学者合影的相片，他翻给我们看，眼中洋溢着快乐。他很喜欢我们栏目，希望我们坚持，他还给我们栏目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让人感动。

陟昀是83年的，我也是83年的，我知道在同龄人中，像陟昀这样纯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而且会越来越少。

（傍晚深圳大学北门）

我很羡慕深圳大学，甚至是深圳这座城市，他们有气魄，可以在这里召开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会议需要财力做支撑，而且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他们做了，这需要上下一心，很不容易，让人钦佩。

1月21日傍晚，回到长沙，从20度降为5度，好像进了冰库。所幸的是，柳总那一瓶托运过来的“金门红高粱”，最终没有被砸坏，完好如初。

余学用

20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