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从毛佩琦老师的新作《权臣谋国》，谈政治家的道德修养。
(2012-10-25 14: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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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明朝张居正严嵩湖湘讲堂杂谈 |
毛佩琦老师是著名明史专家，是大家熟知的《百家讲坛》明史专业户。这次登上《湖湘讲堂》主讲《权臣谋国》，从刘基、于谦、杨廷和，到严嵩和张居正，五位大明权臣，依次解析，我一路看下来，确实长了不少见识。与讲明朝皇帝不同，这次把五位关键的大臣做并列比较，夹叙夹议，说出了不少人性和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看得出来，无论是选材还是讲述方式，毛佩琦老师都在做一种新的尝试。
直到把最后一集看完，我感到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对政治家不需要道德评判？
毛佩琦老师历数的五位权臣中，对于刘基、于谦和杨廷和的解读，都是传统正面形象，并无争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严嵩和张居正的颠覆性解读。
在《权臣谋国》中，史上最有名的奸臣严嵩，青年时却也是一个颇为清高，懂得洁身自好的“书呆子”。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他几次放弃仕途，在家乡隐居，直到六十多岁才成为首辅。就算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他也仍然忠勤敏达，每天吃睡在办公室，十天半个月都不回家。在他的努力下，虽然嘉靖皇帝数十年不上朝，但江南沿海肆虐多年倭寇得以平定，北方蒙古的骚扰也得到抑制。他对于嘉靖皇帝，那更是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怠慢。八十多高龄时，还亲自替嘉靖帝尝试丹药，以至“痛下淤血一碗”。这是一个用生命在当臣子的人，根本不符合我们脑海中固有的奸臣形象。
而那位著名的中兴宰相张居正，在各种电视剧里被极端神化，被梁启超称为明代唯一的政治家的人，在毛佩琦老师的解读下，却也表现出另一幅阴险狡诈的面孔。他勾结宦官冯保，打倒高拱，得到首辅的位置。他用不光彩的手段让两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动用公家的力量为自己张扬，迎接母亲进京。他还有一些在金钱上的问题。以至于他那顶改革家称号，也不过是他逮上了有利的政治条件，执行了前人想做而做不了的想法，将明朝国祚再延续了几十年。
是忠是奸，是良相还是佞臣，一时分辩不清。从还原真相上来说，我是赞同这种解读方式的。人性复杂，仕途艰险，更何况这两位都是由平民阶层爬到宰辅位子上来，饱读诗书之人，难以简单归类也不足为奇。
而毛佩琦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这就是政治。政治是肮脏的，我们评价政治家从来不用道德去衡量，我们看他的功业，说这个人品德多坏，说他手段多么卑劣，多么残暴。我们常常不看它，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做了什么？看的是他给世人留了什么？对天下，对于朝廷，对于社会带来什么？”
这一段话，相信大多数听者都会暗自颔首，心有所悟。虽然毛佩琦老师避开了对张居正的道德评价，但话锋一转，还是将严嵩、张居正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面。
我的疑惑由此而生。言下之意，严嵩是否是一个值得称颂的政治家？张居正的不择手段，是否也可以原谅？甚至说值得效仿？
二、道德和政绩，孰轻孰重？
我想起《论语》中的一段对话，两千多年来，人们为了解读这段话真正含义而争论不休。
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召忽和管仲都是公子纠的臣子。齐恒公杀了公子纠，臣死君难，于是召忽自杀了，但管仲却没这样做。这是没有仁德的吧？孔子却说：齐恒公多次联合统一了诸侯，并不凭借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功能。这就是仁呀，这就是仁呀！
子贡追问：管仲难道是有仁德的人吗？他不但不以身殉难，反而当了仇人齐恒公的宰相。孔子则说：管仲辅助齐恒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老百姓至今都受此恩惠。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开襟的衣服了（沦为少数民族的奴隶）。他怎么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关于政治人物的个人道德与社会功绩，我们应该以哪个为重。
儒家讲修齐治平，先有修身齐家，然后有治国平天下。又讲内圣外王，先有内圣然后有外王。还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这些都是在强调：道德需在事功之前。
然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在这个故事里的孔子，却把事功放在了道德之前。或者说，他认为治国平天下，是比修身齐家更大的“仁德”。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管仲不得以而偷生，这似乎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意思，是一种极其高尚的行为和极其高明的智慧。
与孔子一样，毛佩琦老师实际上还是对张居正做出了一个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心中的张居正不是一个拘泥于小德小义之人，而是一个有大德大义的政治家。论事功，不论道德，其实就是把事功作为更大的道德。
三、什么是有道德的政治家？
道德是人类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它不具有强制性，而且会随着时代改变内容，但它就像一份无形的契约，是一个社会稳定安全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不能在道义上取信于民的政治集团，都无法长久的维持自己的权威。
但是，单个政治家的个人道德污点，从表面上看，不会对整体产生多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常常会以他的事功来抵消他在道德上的亏欠。我们会说，这个人私德有亏，但公德无缺。我们会说，这个人虽然有点贪污腐败，但基本上还是给大家做了不少好事的。
然而道德的堕落，是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东西。只要一个政治人物的开始道德堕落，不论是私下还是公开，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在政治集团内外繁殖传播，进而导致更多人的堕落。原因很简单，在社会生活或者政治博弈当中，抢先一步破坏规则的人，永远是得利最多的人。这种道德堕落对于整个社会体制的鲸吞蚕食，像一支无形的手一步步掏空政治集团的统治基础。
相比一个政治人物在事功的取得的成就而言，他以及他所属的政治集团，在道德上所付出的成本和利息，将难以计算。将事功与道德进行换算，输的常常是道德。因为官员的政绩总是那么光鲜亮丽，他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远比虚无缥缈的道德法则要有感觉得多。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事功的建立，往往是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的。而一种规则的建立，则要困难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追求表面的辉煌事功，而背上过重的道德赤字，往往得不偿失。
所以严嵩再怎么勤敏忠达，他也不过是一个王朝政治的殉葬品；张居正再怎么勉力革新，也无法避免这个帝国最终失尽人心。
大明王朝在这些大臣们开始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建立个人功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灭亡了。
我不认为严嵩和张居正做过的不义之举所带来的影响，能够在他们可以看见的历史功绩后面一笔勾销，正像我不认为管仲后来的成功，就能够抵消他当年苟且偷生给士大夫伦理带来的冲击，虽然臣死君难的道德标准在今天看来有些荒谬。
四、政治必然是肮脏的吗？
公元1513年前后，正是明朝的嘉靖年间，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叫马基雅维里的人，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克西亚诺的乡村写出了《君主论》。在他的笔下，政治与道德被截然分开。他发现道德，常常是君王们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所使用的一块红布。一旦有需要，君王们就会扯开红布，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认为结果的正确，最终将会说明手段的正确。
数百年后，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被引进到中国。人们发现用它可以解释一切。原来中国的帝王们，一直都奉行着“外儒内法”的虚伪政治。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和鄙视一切道德高尚的东西。仿佛只有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才是唯一的真实。
我们开始大规模的替历史人物翻案，对历史人物品评标准，由一开始的多元化，发展为去道德化，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人们开始以奸雄、枭雄来表达对那些道德有亏，但功业辉煌的政治人物的崇拜和仰慕。人们开始相信，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是不太受道德约束的人。以至于他们开始在现实中模仿这样的成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这个时代正是之前那个时代的拨乱反正，乃至矫枉过正。
我不是一个道德家。我不想把道德抬到过高的位置上去。
一个社会，过分追求超越人性的道德，将导致虚伪和压迫。而过分降低对于道德的要求，则会导致赤裸裸的伤害和堕落。
政治的本质，是关心“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没有道德感的政治，不是政治而是暴力。
今天人们常说政治是肮脏的，似乎早已经放弃了对它的道德要求。然而政治并不是天生肮脏，一个处在上升期的国家，其政治生活必然较为清明，它是否公平有效，不是由他的自然属性决定，而是由置身其中的人来决定的。一个足够文明的社会体系，能够约束人性的种种不堪，尽可能避免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拥有足够干净健康公平竞争的政治文化。民主的精神就是FAIRPLAY。
不幸的是，我们愈来愈缺乏这种信心，因此也就愈来愈接受弱肉强食的逻辑，并认为所有对政治生活的道德要求要么是伪善的要么是徒劳的。当所有人都失去这种信念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会很单薄，互信和尊重难以建立，大家会活得没有安全感，社会稳定只能靠暴力威吓来维持。这就是今日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
我以为历史学不应当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存在的学问，而是为了人类幸福的学问。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是毫无情感冷眼旁观的上帝，而是一个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们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会被当代人和后来人引以为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的研究，更不能放弃对于政治家的道德评判。毕竟求真与求善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但放弃善恶标准的求真，将同样是一场灾难。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对于政治家我们绝对不能完全放弃道德评价。（Yellow ）
一、对政治家不需要道德评判？
二、道德和政绩，孰轻孰重？
三、什么是有道德的政治家？
四、政治必然是肮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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