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其一是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其二是将文化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舞台,这或许是波兹曼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的反思。“娱乐至死”一词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似乎更具有一种客观的警示意味。“至死”或许并不需定义为自然生命的结束，而指公众在不断获得表现、传递、放大的娱乐快感过程中，其自我意识逐渐受到麻醉，进而导致个体存在价值的迷失。《道德经》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看来，狂欢式地娱乐并不会受到古今的限制，祖先们也曾遇到过浅薄、放纵的娱乐潮流。《道德经》的另一观点——“死而不亡者寿”如果能成立的话，那么作为其反面的“未死而亡”则可以算做精神的夭折。狂欢导致精神夭折的过程，又何尝不能用“娱乐至死”来定义呢？而这样一条精神末路，又需要怎样防备，才能避免踏上呢？湖湘讲堂近期热播的《吕锡琛说道》就此给出了道家的良方。

    汉代的黄老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一书曾经将获得快乐的方式分为“以外乐内”和“以内乐外”两大类。

   “以外乐内”是依赖追求外在的物质享乐来剌激感官，以求欢乐。书中说：“耳听钟鼓管弦，眼瞧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弩弋高鸟，犬逐狡兔。” 如此寻欢作乐，声势显赫，似乎是到了人生的极乐之境地，但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淮南子》的作者看到，当享乐者“解车休马，罢酒彻乐”，当打猎归家，酒宴结束，音乐停止之后，又会感到“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穷奢极欲的狂欢过后，反而更感到冷清和孤独。

    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终日为外物所左右，陷入“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的被动状态。《淮南子》告诉人们说，这种为外物所左右的感官享乐，对于人毫无益处，而只会“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原道训》）

    这些情况说明，“以外乐内”，依赖追求外在的物质享乐以求快乐是靠不住的。所以，淮南子的作者提出了“以内乐外”这另外一种求得快乐的方式。什么是“以内乐外”呢？

所谓“以内乐外”，就是指行为主体以内在的精神修养、平和的心态和审美情趣去感受外在事物的美好而获得的欢乐。

    在这方面，苏轼以他坎坷但却豁达乐观的人生为上面这段话语作出了生动的诠释。由于苏东坡率真而正直的性格，使他在封建官场上屡受打击，大半辈子都在被贬逐流放中度过，物质生活方面常常是比较匮乏的。但他却始终持守爱民勤政的政治操守，始终保持着乐观洒脱的生活态度。之所以能够如此，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作出了回答。当时，苏轼由于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措施而自请外调，仕途坎坷，他离开了风景优美的苏杭而来到胶西，放弃雕墙画栋的华美住宅，而住在粗木造的屋舍里，他刚到此地时，连年收成不好，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人们都以为他会因为生活的艰苦而不快乐。可是他说，在这里住了一年后，反而面腴体丰，白发转青。他悠然自得，“治其园圃，洁其庭宇”，把城墙边上旧的高台加以整修，和友人一起登台观览，“放忌肆志”，尽情释放自己，他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愉快地游乐，怡然自得。在文章的结尾，他道出“乐”的原因说：“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所谓“游于物之外”，就是淡泊名利荣华，俭约寡欲，摆脱外物对精神的束缚，不为环境所支配，因而能够“无所往而不乐”，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和自由，来自于超然物外，恬淡俭朴，不为物累的襟怀。

    正是这种超然物外，顺应自然的精神态度，支撑着一生坎坷颠沛的苏轼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尽管物质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他却能苦中求乐，苦中求适，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从不少地方感受到他热爱生活、善于生活的智者风貌。虽然物质匮乏，苏东坡却生活得趣味盎然，他研究养生、美食、酿酒、品茶，至今还为民众所喜爱的东坡豆腐、东坡肉大约都是他的发明，而他那种“无往不宜”、“无往不乐”的超然风度和不为物累、俭约淡泊的崇高品质更是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食粮。